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展现了明显不同于特朗普政府的用人思路，在诸多重要岗位上更倾向于启用具有较高专业素养的人员，重回美国的“精英政治”传统。就涉及中国的诸多政府岗位而言，拜登政府的相关人事任命多数均已到位，其中国团队不仅“精英政治”色彩明显，还呈现了年轻化的突出特点。例如，三名直接负责中国事务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劳拉·罗森博格（Laura Rosenberger）、杜如松（Rush Doshi）、朱利安·格维茨（Julian Gewirtz）均为“80后”；国务院政策规划司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顾问米拉·拉普·胡珀（Mira Rapp-Hooper）生于1984年；国防部长中国事务特别助理、“中国工作组”组长埃利·拉特纳（Ely Ratner）生于1970年代末，等等。如此众多的新一代政治精英进入政府，主导对华政策的具体执行，彰显了美国对华政策领域开始呈现新一轮的代际更替，也势必对美国的中国观和对华战略选择带来新的长期性影响。
与美国老一代的中国问题政策官员和学者相比，美国新一代政治精英在成长背景、对华交往、关注重点等方面有着一些新特点。从成长背景看，美国新一代政治精英成长于国际格局由“单极独霸”向“一超多强”转变的背景之下，更是中美实力对比不断接近的见证者。就美国实力地位的演变而言，新一代人生于美国霸权的辉煌时期，但更多经历了“9·11”事件对美国本土安全的重大冲击，目睹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对美国政经实力和国际领导力的损耗，近些年又面临着中国持续发展对美国地位产生的长期性影响。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成为近20年美国对外战略辩论和政策演进的基本时代背景，也不可避免对美国新一代政治精英的世界观、政策倾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何认识不断变化的世界形势，美国应该如何因应变化维系自身地位，成为这一代美国政治精英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问题。也因如此，相较于老一辈人，新一代对于中国作为美国“挑战者”、“竞争者”乃至“对手”的认知更为清晰明确。
从对华交往的轨迹看，美国新一代政治精英普遍有着多年的对华接触经历，对中国的直观感受较之老一辈人更加丰富、多元。诸如杜如松、格维茨等人很早就将中国问题纳入个人成长的视野之中，将中国研究作为个人学业的主要领域，得到美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的指点，也通常具有在中国长期学习或工作的实践经历。作为中美两国社会联系日益紧密的受益者，这一代人对于中国的认识、对于中美关系复杂性的理解，不仅受到美国对华战略变化的影响，更加源于其基于自身经历的见解。两国关系的演进叠加个人经历的直观感受，共同塑造了新一代美国政治精英的中国观。
从其对中国的关注重点看，美国新一代政治精英更多基于现实议题的专业化角度来观察中国，中美围绕具体议题的互动成为他们研判中国行为和发展趋势的重要“依据”。美国老一代的“中国通”往往基于对中国历史、文化以及中美互动的长期经验，形成其对中国的基本观感。而自21世纪以来，美国学界和战略界对于中国的研究呈现了明显的专业化趋势，尤其是随着中美之间围绕具体国际热点（例如朝核问题）、功能性议题（例如网络安全、海洋问题等）的博弈增多，美国新一代政治精英对中国的研究和关注也逐步“议题化”，倾向于“从微观问题来解剖中国行为”。例如，米拉·拉普·胡珀长期关注南海问题，并基于该问题形成中国寻求“改变地区秩序现状”观点；劳拉·罗森博格关注新技术发展对信息传播的影响，关注所谓“中国对外舆论攻势”；杜如松则长期关注中美技术竞争。这些人的中国观因此也更加基于“现实中国”、基于现实的中美关系议题，而非单纯基于中国历史或文化，来看待中国行为、判断中国意图。
美国新一代政治精英的上述特点，势必会导致新的对华政策偏好，从长远看，他们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发展趋势。首先，“美国对华政策的根基始于国内”，成为美国新一代政治精英的普遍看法。新一代人见证了美国霸权地位的起伏，近距离观察美国近年来的对华政策辩论，虽然年轻资浅，但愿从战略视角思考对华关系。他们信奉“外交政策始自国内”理念，认为对华政策应“以美国的实力地位为基础”，而不应单纯聚焦于遏制打压中国的发展。因而，他们主张首要任务是“重建美国实力与影响力的根基”，通过自身实力的强化、同盟关系的重塑、重返国际体系等彰显“美国回归”的举措，打消外界关于“美国衰落”的判断。这些认知目前是美国战略界的多数共识，也反映了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针》、布林肯首次外交政策讲话的基本思路。
其次，“全面竞争”理念已经深深嵌入美国新一代政治精英的对华战略观。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从“竞争”视角运筹对华政策，塑造了美国对华战略的新基调，也对美国新一代的政策倾向产生了长期影响。从其主要言论看，新一代人普遍认同对于中国作为战略竞争者的基本定位。例如，杜如松认为对中国采取警醒态度是两党共识、跨越多个领域，因此美中竞争态势不会改变，只会增强。胡珀认为，中美关系在军事、经济、科技、未来秩序、信息等五个主要领域都为竞争所主导，几乎没有可抵消竞争的任何稳定性力量。同时，他们并不认同特朗普政府采取种种极端举措妄图对华“一击致命”，而是更倾向于从全面、长期的视角，思考“如何利用美国的比较优势”、“如何获取对华竞争的优势地位”。
再次，美国新一代政治精英关注诸多前沿的功能性议题，也不排斥与中国围绕功能性议题展开合作。新一代人普遍重视科技创新、技术革命问题，关注中美围绕人工智能、高超音速技术、量子计算、深海极低等前沿领域的“竞赛”，视之为决定中美长期竞争成败的根本所在。也因如此，他们主张美国应在高科技领域加大投入，同时强化对华技术封锁。与此同时，新一代人支持拜登政府对华“竞争+合作+对抗”的基调，认为竞争性、对抗性不应全盘主导中美关系，而是“应基于美国的利益需求”、“不断动态重置中美关系”，在应对疫情、气候变化等领域与中国进行切实合作。2020年4月，在中美关系急剧下滑的情况下，美国战略界人士联名呼吁中美合作抗击疫情，杜如松、格维茨、胡珀均为签名联署人。
总体而言，美国新一代政治精英开始登上塑造对华政策的舞台，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拜登政府的政策选择尚需观察，但他们已经表现出新世代的政策倾向和关注重点。这代人会继续寻求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以新思路认知并谋划与中国的长期竞争。这些构成了美国新一代政治精英战略观和中国观的底色。（李岩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