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巴以冲突事件持续不断。特别是5月10日，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武装爆发严重冲突后，将巴以紧张局势推向一个新的高点。此次冲突是自2014年7月以色列对加沙地区武装实施“护刃行动”以来，巴以之间最大规模的武装交火。目前，冲突已造成上百人死亡。事实上，巴以之间在斋月前后爆发激烈冲突已经“常态化”，虽然双边摩擦不断，但基本上能够保持适度理性和克制，尽可能地避免局势失控。但与以往相比，此次冲突双方攻势之凌厉、战况之惨烈却有些出乎预料。综合来看，巴以冲突的起因并无“新意”，但后续进程却呈现了一些有别于惯例之处。这是由于巴以面临的内外环境都已发生重大变化，再加上两国分别处于临近大选和正在组阁的关键节点，冲突两派各怀心思、各有盘算，迫使双方都需要在冲突中有所“斩获”，从而为己方赢得更多的博弈砝码，由此导致巴以紧张局势再次处于历史高位。

一方面，以哈马斯为首的加沙地区武装派别需要通过对以色列强硬发声，来标示存在的合法性以及对巴以局势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防止出现在巴以事务上发言权被边缘化的状况。同时，它还可以通过展示对以斗争来转移内部视线、博取各方同情，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即将举行十五年来的首次大选聚拢人气选票和积攒政治资本。近些年，由于地区局势变化哈马斯获得的外部“输血”有所减少，加上国际活动空间的显著萎缩，使其对巴以局势和巴内部政局的影响都趋于下降。哈马斯此时展示一贯坚定的反以立场，为因美国偏袒政策而憋屈许久的巴勒斯坦百姓出口“恶气”，摆出为民“请命”的姿态，自然会给哈马斯在未来巴勒斯坦大选中加分，也有利于巩固和强化其在巴以问题上的发言权。

另一方面，自叙利亚内战后，以色列将战略精力置于北部方向，以打击伊朗在叙利亚不断增强的军事存在为主要目标，对南边巴勒斯坦方向没有投入过多关注。并且，以色列先后部署“铁穹”、“箭式-3”、“大卫弹弓”和“爱国者”等多个反导拦截系统，建立起高、中、低搭配的多层警戒设施和综合防御体系，具备在不同高度和范围内拦截来袭攻击目标的能力，进而认为哈马斯武装火箭弹袭击的威胁已经大幅降低。再加上2014年7月“护刃行动”又给哈马斯以重击，短期内无法恢复元气，导致以色列低估哈马斯的既战能力。从实战情况看，本次冲突中加沙地带武装向以色列发射了1000多枚火箭弹，其中90%被以色列防御系统成功拦截，但仍有为数不少的火箭弹“漏网”，造成以方至少8人死亡、100多人受伤，这让以色列意识到需要再对哈马斯进行一次深度打击。如今既然战事已开，以军索性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冲突一起多名哈马斯负责网络、情报、安全和火箭工程的高级指挥官便被以色列“一锅端”了。

此外，美国拜登政府相比特朗普时期，在巴以问题、中东地区政策上显露出对许多以色列不利的征兆。拜登就任总统后，很快便与多个盟国领导人通过电话，提出美国要修复特朗普在任时与盟国破损的关系。但拜登却迟迟不见同中东盟友联系，直到上任近四周后才完成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首次通话，他还曾批评以色列定居点政策，又扬言要重返伊核协议，这无疑令以色列既感到不满、又产生不安。以色列此番对哈马斯大打出手，也有施压美国重新审视对以政策的成分。同时，日前内塔尼亚胡组阁失败，这给其竞争对手“拥有未来”党领导人拉皮德提供了问鼎总理宝座的机会。但巴以冲突的爆发，有可能使部分主张强硬路线的势力放弃同拉皮德合作，给内塔尼亚胡执政之路带来转机。

不难看出，巴以局势之所以再起波澜，尽管是历史与现实、偶然与必然等多种因素相互影响、叠加作用的产物，但归根结底是美国政府长期偏袒以色列造成的不良后果。尤其是，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在搬迁驻以使馆至耶路撒冷、关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华盛顿办事处、停止资助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机构以及犹太人扩建定居点等问题上，罔顾巴勒斯坦人民利益，完全站在以色列立场上，极大地激起巴方民众的愤怒。正是美国“欺压”巴方的做法，让巴方感到失落甚至绝望，诱使巴方民众不满情绪在敏感场所和时点的宣泄，成为引爆巴以争端再起的导火索和助燃剂。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丁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