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是在1967年，当时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阿诺德·J·汤因比，在亚的斯亚贝巴的海尔·塞拉西一世大学发表了一篇演讲，当时我在那里读法律。他对千禧年的结束作了预测。他说，除非一场重大的精神革命挽救了西方的民主，否则即将到来的道德危机，尤其是在美国，将导致其衰落。中国将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引起世界秩序的彻底变革。

从那时起，我就渴望着访问中国，感受浩瀚的长江的波澜壮阔，以及中国本身的波澜壮阔。机会以一种我从未预料到的方式出现了。2019年初，我身患重病，存在肾衰竭的危险。我躺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奥罗特医院的ICU里，全身肿胀，喘不过气来时，我的老同学、朋友——厄立特里亚驻华大使泽盖打来电话，让我去北京治疗。几天后，我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

我的医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肾病专家和教授，她用食指按住我的小腿和脚，按出了一些窝。“别担心，我们会处理的，”苏教授告诉我。然后她检查了一下我那喘不过气来的胸部，“我们也会处理的。”她用平静而自信的声音说。

我在最先进的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我喜欢坐在病房的大厅里看书，在那里我可以看到医院的工作人员在不停地流动。分工明确使我吃惊。经过一个月的住院治疗，每天服用40片药片，大量吸氧，我血液中危及生命的血块消失了，我的身体从可怕的肿胀中解放出来。

但我的治疗才刚刚开始。在接下来的九个月里，当我享受着泽盖大使以及厄立特里亚大使馆工作人员的热情款待时，苏教授每一两周就给我打一次电话。苏教授盯着电脑、分析我的检查结果，给我开药的画面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虽然我一天要吃40片药，但我还是搞不懂它们的名字和作用。“你的朋友比你更了解你的疾病和药物，”她说。

我从来没和医生有过如此密切的关系。我观察到她在医学和心理上引导我恢复健康的方式。每当我因每周检查结果不满意而感到情绪低落时，她就会试图让我振作起来，及时通过增减药量，或者开新的药物来治疗新的病症。

开药如同下棋。但我也觉得，如果开药有方，它也很像艺术。从我与苏教授的有限经验中，我可以看出中国的医疗是以患者为中心的。

在每周或每两周去一次医院之间，我大胆出去“感受”中国及其人民的波澜壮阔。但是，除了在故宫（博物院）、长城和毛主席纪念堂有与历史联系的兴奋之外，我不得不重新调整我以前对中国的印象。

在中国，似乎没有什么是小的。其中一些数字令人震惊：3000座摩天大楼，200层楼房。约8亿人摆脱贫困。事实上，中国人的流动也越来越多样化。

虽然我没能感受长江水的流动，但在熙熙攘攘的上海灯光下，我确实在长江岸边享受了一个夜晚。

汤因比在半个多世纪前，即冷战最高峰时期，对中国的崛起作出预测时，也曾表示西方对这一发展的反应将越来越具有对抗性。我记得他的警告，如果这导致战争，他将予以最强烈的谴责，这将不再是意识形态之间，而是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可能以两者的毁灭而告终。

那天晚上，在上海，在长江岸边，我的思绪穿越了大洲，来到了另一个全球金融中心——纽约市。我不禁想知道，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价值观和原则的，如何能取得相似的发展成就。

当渡船载着兴高采烈的游客在河中纵横交错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汤因比的警告。我把它推开，想得到更多积极的想法。我不能假装完全理解大国竞争的走向。但想到大国合作而非对抗、和平而非战争所带来的有形和无形的好处，我的心里感到一丝宽慰。

2019年12月下旬，苏教授对我的康复状况很满意，让我回家了。当我在厄立特里亚大使馆向她和我的朋友们告别时，我发誓要重游中国，亲自领略长江的魅力，但不是作为一个病人。

（作者是厄立特里亚的历史学家和作家。本文并不一定反映《中国日报》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