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陈琳）浦东再次迎来了高光时刻。

7月15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

《意见》支持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将作为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对相关政策和创新制度先行先试与压力测试。

浦东引领区，将“引领”什么？为什么是浦东？在浦东全域打造特殊经济功能区，特殊在哪儿？浦东要率先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互衔接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包括哪些方面？新京报记者对话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

他表示，《意见》从顶层设计上对浦东的支持力度前所未有。比如赋予浦东“先行立法、变通立法”两个权利，可以说是法律上给予了浦东制度性创新的“尚方宝剑”。

浦东将“引领”什么？

新京报：中央支持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你认为，浦东“引领区”将引领什么？

魏建国：“引领区”前面的形容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个人认为，浦东的引领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引领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立，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其次，是现代化城区的引领。今后已不再是单个城市的竞争，而是城市群的竞争。我们现在正在布局的几大城市群，比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经济圈等，有各自不同的分工。我认为浦东将引领现代化城区的建设。第三，是引领现代化的治理。浦东应成为体现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集大成者。

我们看到，《意见》也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到2035年，浦东现代化经济体系全面构建，现代化城区全面建成，现代化治理全面实现，城市发展能级和国际竞争力跃居世界前列。到2050年，浦东建设成为在全球具有强大吸引力、创造力、竞争力、影响力的城市重要承载区，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成效的全球典范。

新京报：你认为，在现在这个时期提出支持浦东新区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有什么特殊意义？

魏建国：今年，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百年华诞，中华大地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小康社会建成，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此时，提出支持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我认为，它的重大意义有两个，一是我们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时候，将有一个“进军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浦东开始。

第二，同赋予深圳的改革不一样，浦东的基因更倾向于“开放”，这不是一般的市场开放，也不是门户开放，而是更高水平的制度开放，从以往的市场开放要红利转向从更科学的现代化制度要红利，从而为下一步深层次改革提供途径和时间表。

为什么是浦东？

新京报：之前，海南已提出要“争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范例”，深圳提出要“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这次中央提出支持浦东新区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那么，为什么是浦东？

魏建国：可以说，1990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决策，这是中央打出的一张“王牌”。邓小平曾表示：浦东开发晚了，但我相信可以后来者居上。他说过，深圳的开放是面对着香港的，珠海的开放是面对着澳门的，厦门的开放是面对着台湾的，而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是面对世界的。经过31年的发展，浦东在一片农田上建成了一座功能集聚、要素齐全、设施先进的现代化新城，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和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

浦东在金融、贸易、创新、开放等方面均处在全国前列。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毋庸置疑，31年前浦东开发开放把这张“王牌”打出去，就是因为上海这座城市具有金融的基因。这次《意见》把金融提高到“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构建新发展格局”这样的高度，也明确要将浦东打造成全球资源配置的功能高地，在顶层设计上对浦东支持力度前所未有。

我曾说过，未来5年，长三角地区将率先实现消费上的突破，并将引领中国在世界未来的消费。从当前的经济来看，长三角地区GDP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出口占全国的三分之一，投资和研发在全国占三分之一，“双一流”大学的数量在全国占四分之一。

如果把长江经济带当作是一条巨龙，那么上海就是龙头，浦东是龙眼，有了火眼金睛，龙头才能昂起未来，龙身才能舞起来，一出时代的大戏才能唱起来。

新京报：你认为，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和之前海南提出的“争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范例”，深圳提出的“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有什么不同？

魏建国：我认为，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先行示范区、城市范例，到浦东引领区，这是中国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一个“排兵布阵”，它们的方向、途径都是一致的，但它们的历史重任不一样，解决问题的方案也不一样。

这种“排兵布阵”，就像一个雁阵。浦东要起到的作用，包含但不限于“先行示范区”和“城市范例”，最重要的是带动和引领。

制度创新的“尚方宝剑”

新京报：我们注意到，《意见》提出，从要素开放向制度开放全面拓展，率先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互衔接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什么特点？浦东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哪些优势？

魏建国：从世界经济全局来看，新科技革命正带来经济全球化、世界性产业结构的大调整。要素开放，是将土地、资金、人力、信息、服务等搅动起来，达到最佳配置，这个现在已经落后了。现在的目标是制度的开放，怎么办？就是习总书记强调的：要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尽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制度。

开放型的经济新体制，我个人认为，关键是两个字“开放”。只有开放以后，才能进一步发展、倒逼改革。

开放型的经济新体制，其内涵就是要尽快建立一个以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为主的新经济体制，其特点就是要打造最佳的营商环境，更好地吸引外资，推动“双循环”经济新格局的形成，从而在高质量经济发展上，再造2至3个上海，在新时代下为全国做出更大贡献。

浦东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我认为从历史上就有非常好的条件。上海可以说是中国最早开放的地区，这里是曾经的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它也是中国的第一个自贸区，我还记得2013年9月29日参加了上海自贸区的挂牌。在首届进博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到，为了更好发挥上海等地区在对外开放中的重要作用，将增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新片区。这些都说明，上海每次都在历史的节点上有着很重要的任务。

此次《意见》也给浦东先行立法、变通立法两个权利，可以说是法律上给予了浦东制度性创新的“尚方宝剑”，因此在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方面，浦东应该摸索出整套的、可复制的、可推广的经验。

新京报：《意见》提出，在浦东全域打造特殊经济功能区，加大开放型经济的风险压力测试。这个特殊经济功能区，特殊在哪里？

魏建国：按照国际标准来讲，特殊经济功能区，实际上就是带有自由贸易港性质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即在这个区域，实施境内关外一整套的全面开放的做法。全域特殊经济功能区是一块大的“试验田”，从关税开始，采用新的监管模式，实现包括贸易自由、货物/数据自由、人员流动自由、货币资金自由、投资自由这5个自由流动。

这就需要我们从顶层设计开始，对标全球标准最高的自由贸易港，从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开始，即要让它达到且远超过历史上和近代史上其他自由港的功能。从自由贸易港的货物和投资两项功能，上升到经营、服务、科技、创新等各方面。

此外，也是很重要的一点，特殊经济功能区，特殊在它对企业有更大的吸引力和创造力，也使得这个区域有更大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拿出“中国方案”

新京报：《意见》提出，在浦东率先构建“高标准国际化经贸规则体系”，这个如何理解？

魏建国：疫情过后，我们将迎来新的全球化。而新的全球化又面临着当前美国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以及下一步WTO的建设以规则为基础的世贸经济体系。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能够提供一些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比如说在中国发展很好的数字化经济、移动支付，再比如说跨境电商这种外贸经济新业态等，都需要我们来提供规则和体系。浦东要率先构建“高标准国际化经贸规则体系”，就是赋予浦东一个制定全球规则，拿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参与权和话语权的很好的机会。

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浦东应该走在前面，在率先构建“高标准国际化经贸规则体系”方面，它的任务也是非常重的，可以说它是一个“排头兵”，要起到一个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的作用。

新京报：你认为，浦东要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目前还有哪些短板？

魏建国：有人问过我，浦东到底有哪些短板，有哪些软肋？有人说缺少政策，有人说缺少资金、人才，我不太同意。中央已经给了政策，上海也不缺少资金，上海周边也集聚了很多人才。

我觉得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缺的就是两个字：“理念”。上海要有这样的准备，理念要超前，要拿出上海人特有的精明，站在这场大潮前面，谋划未来，排兵布阵，把上海不仅放在全国更是放在全球来考虑。这是需要雄才大略，需要气吞山河，更需要思想和智慧的。

我记得小时候学过海涅的一句话：“思想先于行动，犹如闪电，永远先于雷鸣之前”。只要勇于担当、敢于承担新时代党中央国务院交给上海的光荣历史重任，那么浦东必将引领中国又一次改革开放创新的大潮。我坚信上海能做到，而且能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