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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映青: “追象人”周雪松——用镜头记录云南生物多样性
李映青
2021年07月28日

1996年10月,周雪松在香格里拉白马雪山、梅里雪山调研(受访者供图)

1997年8月,周雪松在南滚河“追象”(受访者供图)

1996年11月,周雪松在临沧南滚河下班老“追象”(受访者供图)

他是一名教师,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工作了46年至退休;他是一名野生动植物摄影、摄像师,前20年特别关注野生亚洲象(以下简称“野象”),后20年潜心做蝴蝶谷生物多样性保护;他是一名成绩斐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者,多年来坚守保护一线,用脚步“丈量”了云南的100多个自然保护区,用摄像机记录云南的生物多样性变迁。他,就是“追象人”周雪松。

从小就向往当个地质队员 搞野外勘察

1959年,籍贯上海市的周雪松出生于一个卫国戍边的军人家庭,儿时所接受的基础教育要求学工、学农、学军全面发展,成为有知识、有文化、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那时,学校的课外学习内容多与生产和劳动相结合,倡导回归自然、学以致用。学校有各种各样的课外兴趣组,比如地理组(含气象小组、天文小组)、生物组(含植物小组、动物小组)、电工组(含电工小组、无线电小组)等等。其中,地理组经常会有老师带着去到普陀山、黄山、庐山这些地方开展野营活动。“小时候觉得特别好玩,从小就非常向往今后当个地质队员,搞野外勘察,这也是我儿时向往的职业。”周雪松说。

因为当时的地理组很受欢迎,周雪松一直没报上名。之后,当看到高年级同学自己动手做耳机、做矿石收音机、做单管收音机等......通过这些简陋装置就能收听到无线电广播时,周雪松觉得很神奇,于是便加入了无线电小组。到初中毕业时,周雪松已经会自己组装“五管超外差半导体收音机”。

1974年下乡,当了三年知青后,1977年进工厂当了技术工人的周雪松,由于有着较强的电工、电子技术基础和动手能力,很快就成为了所在企业电工、自动控制的技术骨干。

1980年,从小就喜爱读书的周雪松在昆明的“第一届春城书市”上购买了一大堆各类图书带回工厂阅读,其中一本名为《野生的爱尔莎》的书,叙述了主人公在肯尼亚收养小狮子后放归大自然的故事让他深受感动,这对他后来热爱环保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85年,从华南理工大学(原华南工学院)工业自动化系自动控制专业毕业的周雪松,从原企业调入西南林业大学(原西南林学院)工作。

据周雪松介绍,当时的西南林学院没有与工业自动控制相关的专业,但学校急需懂摄影、精通电子技术的人员从事电化教学工作。电化教学与摄影、摄像、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相关,主要是为了解决远程教育问题,使教学资源得以重复利用而兴起的一门学科,从而弥补学校师资力量不足。电教工作就是负责把专家、教授以及外教的教学资料通过影像、音频、计算机数据等的形式记录下来,之后能够重复利用的先进教育手段。

尽管此后周雪松的工作都与“电”紧密联系,但成为一名亲近大自然,从事野外工作的梦想仍隐隐留在心底。

初到学校的他,学校便安排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进修电化教学专业,一年后重回学校开始工作,从那以后便逐渐接触学校开展的野外调查工作。

得益于在西南林学院的工作环境,周雪松能有很多机会接触生物学科,那时的他可以经常和其他老师一起外出搞野外调查、采标本。“我就负责影像资料收集,最后做成视频和课件,那时的我因工作需要,常接触与生物、自然有关的各个学科,工作闲暇时,也会悄悄到学校教室里旁听各种课程。”周雪松说。

大多野生动物都生活在森林的边缘

在周雪松的记忆里,最初接触野象是在1991年,当时学校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有一个横向合作项目,双方希望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外开展旨在固定耕地、杜绝毁林开荒的混农林业(示范)项目(简称“WWF项目”)。而在当时摄影、摄像是一项非常专业的技术,所以周雪松被WWF聘任为该项目的专职摄影、摄像师。当时WWF交给他一台专业摄像机,负责拍摄WWF在西双版纳的工作情况。从那时起,周雪松便开始接触拍摄野生动植物方面的工作,而彼时的他还是学校后勤一个科室的领导,负责全校水电、修缮、贵重仪器设备的论证、采购等工作,因此只能以志愿者的身份,利用假期从事WWF项目。

为了能全身心做好一件事,权衡利弊后,1996年7月,周雪松辞去了科室领导的职务,全身心参与学校与全球环境基金会(GEF)的合作项目(简称“GEF项目”)。期间,周雪松还到国外学习生物摄影、摄像技术、生物多样性保护知识、非线性编辑技术等。通过长期跟随国内外专家学习,深入与同行间的交流、学习,使他学到了极专业的生物摄影、摄像技术、电视制片技术,储备了丰富的生物学、地理学知识。

2003年1月,周雪松参加TNC拉市海项目(受访者供图)

1997年7月,在南滚河石头寨营地(受访者供图)

当时的周雪松年轻气盛,干劲特别大,为了追踪野象,多次穿越了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第一次穿越是从野象谷(那时叫三叉河)出发,穿越勐养西片区原始森林后到“大河边”的澜沧江边出来。第二次穿越了勐养东片区,从跳坝河进原始森林,穿越孔明山后沿罗梭江到勐仑。第三次胆子就更大了,直接经“大臭水”穿越到南平老寨,再到南平新寨,穿越了勐腊的尚勇片区。这期间,吃住行都在原始森林里。

在多次穿越原始森林后,周雪松发现,除了树栖动物和鸟类,多数野生动物其实并不生活在原始森林深处,而大多野生动物都生活在森林的边缘。2009年至2012年期间周雪松对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临沧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野象栖息地再次做了深入调查,特别是2012年几乎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走遍南滚河自然保护区,对早年已搬迁出保护区的石头寨以及帕浪桥、下班老、东南海和当地驻军早年开垦后遗留的撂荒地等野象的主要栖息地做了实地调查。而调查的样地中仅仅只有一人多高的紫茎泽兰、飞机草、大乌泡等野生动物并不取食的外来入侵植物,而保护区的外围已大量种植了橡胶等经济作物,因此野象的原栖息地已近完全丧失。2015年,周雪松曾撰写过一篇论文,提出刀耕火种有利于野生动物的保护。周雪松告诉记者,“在传统的教科书中,我们历来认为刀耕火种是一种很野蛮的耕种方式,但事实上,野生动物基本都生活在森林边缘的轮歇地或村寨周围的森林边缘。在我没接触这项工作以前,我总认为野生动物都生活在原始森林深处。起初,我认为拍野生动物必须到密林深处去,但是当我去过后,这才发现原始森林的地面上只有数量巨大的枯枝落叶,而森林的郁闭度越高,地面上越照不到阳光,没有了阳光,地面上根本就长不出草本植物,地面上没有草本植物,就不可能有食草动物,没有了食草动物怎么会有食肉动物呢?”

早些年,周雪松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为了自然保护区的发展,减少当地居民与野象的冲突,政府把分布在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的村寨(如勐养片区内的黎明村,尚勇片区内的南平老寨等)搬迁到了保护区外围。随后原先生活在保护区核心区内的野象也跟随着人们“搬迁”到了保护区外围,从而形成了日趋严重的人象冲突问题。

遇野象攻击时要从没有路的山坡上往下逃

1999年10月,南平新寨甘蔗地旁的野象(周雪松 摄)

1999年10月,南平新寨甘蔗地旁的野象(周雪松 摄)

1992年至2012年,为了拍摄野象的视频资料,周雪松曾多次随保护区职工、护林员、当地村民等深入西双版纳、临沧南滚河的原始森林。

在他看来,拍摄野象可遇不可求。“那时野象真的很难见得到,技术手段和现在根本没法比。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我国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事业刚起步,因为社会经济落后,在保护区的建设上,无论硬件或软件设施都极度匮乏。简单地说,当时的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勐养管理所连一台普通的照相机、对讲机都没有,交通工具也只有一辆老旧的长江牌边三轮摩托车。现如今人们可以通过无人机、监控摄像头、红外自动照(摄)像机拍摄野生动物,而当时的我们只能根据大象脚印的新鲜程度或村民上报的野生动物肇事报告跟踪野象的踪迹。”周雪松说。

每次野外拍摄,周雪松都要背着摄像机和照相机。“那时的摄像机很笨重,一块重达一公斤的电池有效工作时间也就半个小时,每次都要带一大堆电池才够用,一个珠江牌的液压摄像机三脚架也重达十公斤”周雪松说,如果长期在野外拍摄时还必须带上帐篷、睡袋、炊具、粮油、副食、压缩干粮、手电筒、水壶、雨具、备用衣物、防身开路用的长刀等等,每个人的背包全部物品加起来至少也得有二、三十公斤。每次乘坐飞机过磅时,周雪松带的器材装备都重达八十公斤左右。

1993年春节刚过,在西双版纳勐养片区的原始森林深处,周雪松和当地村民周大明、周二明与野象周旋了三个昼夜,此时的三人都十分疲惫,大家一致认为追着野象跑的拍摄方法不可取,于是改变了策略。“我留在‘口子’(野象经常经过的山丫口)守候,周氏兄弟俩则继续追踪寻找野象。出发前,周氏兄弟用树木帮我在大树上搭起一个平台,让我站在平台上守拍摄野象群。”周雪松说。从上午等到了下午,看不到一点野象的影子,也不见周氏兄弟俩回来。看着日渐偏西,天色渐暗,一直守在大树上的周雪松也渐渐失去了耐心。他背好了行囊,提着摄像机,独自一人离开了“口子”,顺着林间的象路向山坡下走去。“寂静的森林中除了我的脚步声外,几乎听不到别的声音,这反倒使我多少有些紧张。”周雪松说。

“啪!”身旁不远处传来一声清脆的竹筒爆裂声,周雪松止住了脚步,他明白有野象在附近了。环顾四周,那里是一片不太茂密的竹木混交林,在小路下方的山坡上有一行野象刚通过的新鲜足迹,循声看去,约200米外,一群野象正向他下午守候的方向走去。“这就是被我们追踪了三天的野象群,这群野象一共有11头,其中最小的那头幼象生下来仅有几天,整个象群的行动显得较缓慢。”周雪松说。

由于前两天的拍摄效果很不理想,而这里的森林不太茂密,光线也好,一时兴奋的周雪松早把危险抛在脑后,来不及判断风向的他提着摄像机一步步向象群靠近......就在这时,一头成年公象突然出现在周雪松眼前。“它正朝我走来,距离只有30米!我立刻单腿跪下,对着它就开始拍摄。我的摄像机从开机到对焦大约用了10秒钟,也就是这10秒钟,这头公象已经冲到了我的面前。”周雪松激动地说。

周雪松告诉记者,“先前,向导周氏兄弟曾教我如何躲避靠近的野象。他们说因为野象的身体庞大,下坡时怕摔跤,所以一般不会猛冲下坡。如果遇野象攻击你,你就必需从没有路的山坡下方逃生,这是最有效的逃生手段。”眼看着那头公象已冲到了自己面前,周雪松抱着摄像机毫不犹豫向山坡下滚去。然而,只滚下两三米,他就被山坡上茂密的竹丛挡住了!“已经冲到我面前的野象用它的长鼻向我伸来,我只好拼命向身后的竹丛中挤,可是背上的行囊使我根本就无法挤进竹丛,野象的长鼻子离我越来越近,再有10厘米就能触到我的脸了,从大象鼻子里呼出的热气喷到我的脸上,那是一种难以言状的恐惧......”周雪松说到。所幸,此时周氏兄弟赶来了,他们敲响着竹筒,大声叫喊着把大象引到其他地方,过了近半小时俩人才回来。当时周雪松的腿上被竹子划破了一道伤口,一直到现在,伤疤依旧还在。

野象北迁是一种很正常的自然现象

近段时间以来,周雪松也一直关注着野象北迁的动态,对于野象北迁的原因,周雪松告诉记者,“在我看来,逐水草迁徙的食草动物,与随气候迁徙的候鸟都是野生动物的本能,是一种很正常的自然现象。对野象来说,寻找食物和食盐同等重要,而野象是一种既怕热更怕冷的动物,热了冷了它们都不舒服。跟踪野象的时间长了就发现白天天气热的时候它们会躲在阴凉处乘凉,黄昏时分才下河洗澡,天冷了就要找开阔的地方晒太阳。食草动物(特别是野象)有定期去‘硝塘’吸食‘臭水’(其实就是含有盐分的水)以补充身体必需的盐分,因此对野象北上的原因,或许除了寻找食物、栖息地等原因外,还有寻找食盐的因素。”

周雪松坦言,三、四十年前的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内以及森林周边有很多村寨和农地,水草密布于山谷间与河流两岸,森林中和周边的轮歇地较为广泛,生物多样性特征极为显著。而如今的西双版纳除自然保护区外,大量种植橡胶、砂仁、香蕉等经济作物,致使保护区及周边的轮歇地逐渐减少,野象在保护区内的食物也越来越少,因此越来越多的野象也就跟随村民“搬迁”到保护区的外围。水稻、玉米、甘蔗、香蕉等农作物成为了野象的主要食物。他认为这次野象的迁徙或许就是在寻找新的栖息地。

1991年8月,在西双版纳勐养三岔河“追象”(受访者供图)

在周雪松看来,野象其实是一种很温和的动物,一般情况下不会主动攻击人,但因历史上人类为获取象牙、争夺领地等种种原因,野象受到了过多的伤害。野象拥有非常灵敏的嗅觉和听觉。在野象的活动区域,人类的活动很容易被野象提前感觉到而主动躲避人类。但野象也具有超强的记忆力,对人类造成的伤害会非常记仇而主动对人类进行报复。但如今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法制的健全,公众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增强,野生动物对人类的畏惧也逐渐趋缓,野生动物也渐渐走近了人类的生活圈,开辟了它们新的“领地”,这反而使人类多在不经意间突然闯入了野生动物的“领地”,使野生动物受惊后对人类发起攻击,从而使人类与野生动物间的冲突愈加突出。

“为了保护野象,我个人建议把野象生活的保护区外围区域划定为新的野生动物保护区或国家公园,专门安排当地居民种植野象等野生动物喜食的植物,以此来圈住野象和其它野生动物。同时,政府部门应完善赔偿机制及工资待遇,让老百姓与野象等野生动物和谐共生。把农村改为农场,把村民转变为农场的职工,工作就是种植草料饲养野象等野生动物,彻底解决野生动物的生存问题。”周雪松说。

针对此次野象北迁的问题,周雪松更倾向于就地找一个相对容易封闭的地点,把这群野象用技术和工程手段圈在一定的范围内。政府应制定相应的办法,解决北迁野象产生的各种问题,把周边居民与野象隔离开,让它们在自然条件下生存。待天冷了,野象愿意回去时再一路护送它们回去。

前20年追野象 后20年做蝴蝶谷生物多样性保护

从90年代初至退休前,周雪松一直在做生物摄影、摄像、制片等工作,除拍过野象外,也更多地拍摄了别的生物。期间,为做好每一个节目,除了解说,周雪松始终坚持自己拍摄、自己撰稿、自己编辑,完成所有制片工作。在他看来,生物摄影需要储备丰富的生物学知识,不懂就问,不懂就学。通过数十年不间断的学习和积累,使周雪松成为了具有丰富生物多样性知识、成绩斐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者。多年来,周雪松拍摄的影像资料大多制作成了各个自然保护区的申报、宣教资料和学校的教学资料。数十年来,也有他独立拍摄、制作和参与拍摄、制作的多个电视节目在央视、云南卫视、湖南卫视等多家电视台播出。

2002年5月,在红河蝴蝶谷调研(受访者供图)

2000年9月,与全球环境基金会合作项目(GEF项目)结束后,周雪松回学校在保护生物学学院工作,同时还担任学校与自然保护区科考、生物学科的专业摄影、摄像和制片工作。期间,还负责学校标本馆的基建工作。标本馆建成后,学校调周雪松到标本馆工作,除继续担任专职的生物摄影师外,还承担标本采集、科普讲解、管理等工作,期间也在《中国国家地理》、《大自然探索》、《森林与人类》、《中国国家科技纵横》等杂志上发表了多篇与野象相关的文章和研究论文。

2000年后,特别是2012年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的体力精力已大不如前,周雪松便与老搭档刘家柱一起搞起了红河州金平县马鞍底乡的蝴蝶资源调查、科学研究、保护规划等一系列工作,最终促成了中国·红河蝴蝶谷的诞生。

红河蝴蝶谷是通过生物多样性保护,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成功扶贫案例。1998年以前,马鞍底是一个紧挨中越边境,鲜为人知的边远小乡镇。一个偶然的机会让老搭档刘家柱发现了这个生物多样性非常富集的地方。

随后通过周雪松和刘家柱历经十余年的调查和研究,认为马鞍底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对当地乃至云南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随后在他们整个团队的积极倡导、推动下,在省、州、县各级政府的多方支持下,如今的蝴蝶谷已成为红河州生态旅游的一张名片。“看着当地老百姓脱贫致富了,蝴蝶谷也被国内外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和推崇,我们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退居‘二线’了。”周雪松说。

2020年1月,周雪松退休了,原本可以不用再那么忙碌,可以再多点时间陪伴90岁老父亲和家人的他从同年年底又开始“折腾”起来。为迎接COP15在昆明的召开,周雪松应邀在中国·红河蝴蝶谷、轿子山生物多样性博物馆、众合社区等担任科学顾问,继续为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发挥余热。

一直以来,对于家庭周雪松总是心怀愧疚。数十年的野外工作让他与家人聚少离多,最多时一年有近10个月在外面工作。“对孩子来说,我亏欠太多;对我爱人就更不用说,那亏欠的就更多了,所幸我有个好妻子,精神和经济上都全力支持我的事业。数十年来,仅是我自己掏钱购买的摄影、摄像、电视编辑设备、电脑等辅助设备以及存储视频的录像带、存储视频和图片资料的硬盘、图书资料等等都够开一个小型博物馆了。当然,受我的影响,学经济的妻子也热衷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周雪松说。

关于作者:李映青,中国日报云南记者站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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