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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保同:老党员
董保同
2021年08月25日

参加建党百年庆典,现场聆听习主席慷慨激昂的讲话,深受鼓舞,倍感振奋。观礼台上,有人向着天安门广场举起家中长辈的照片,让不在现场的长辈也看看这宏大、难忘的历史性场面。这一幕,让我颇受触动。如果我的父母、姥爷姥姥还在世,特别是能在现场看到这一场景,该会多高兴、多激动啊!回家翻看老照片,找到一张当年我哥与母亲、姥爷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想起姥爷的许多往事,更是不胜感慨。

老照片:我的母亲、我的哥哥和我的姥爷(中间)在天安门城楼上合影

姥爷抗日时期参加过八路军,上过抗大,到过延安,解放后在我们村子担任村支书近三十年。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姥爷非常严肃,非常厉害,整天忙着组织村里大人们下地干农活、办小加工厂、挖河、养猪、开大会学文件,用村里的大喇叭通知大事小情。姥爷很正直,要求自己和家人非常严格,从不占公家一点便宜。他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咱是党员,不能让人家说闲话”。姥爷在村里很有威望。记得有一次村里两家人在街上吵架,男的对吼女的对骂,闹个不可开交。有人悄悄地说:“快去叫你姥爷”。姥爷到了现场,先大声咳嗽两声:“呃赫!”两家人还在继续吵。姥爷厉声说:“怎么着啊,还没有完啦!”两家人面面相觑,居然气哼哼地散开了。我很惊讶,回家向我母亲学舌:“我姥爷也没说什么呀,怎么咳嗽了两声,他们就不吵了?要真打起架来,姥爷也打不过他们呀?”母亲笑笑,也不搭理我。

那时,姥爷日常都很严肃。我上小学时与二姥爷(姥爷的弟弟)的小儿子是同学,整天互相称呼名字。有一天在姥爷家玩耍,我大声叫“小旺小旺”,姥爷听到后厉声说:“小旺是你叫的?!叫旺舅!”吓得我好多天不敢去姥爷家。

1981年我考上了大学。有一天,母亲对我说:“你姥爷让你去一趟”。我急忙跑到姥爷家,姥爷坐在炕上,笑着对我说:“来了,坐下吧”。我小心翼翼地对面坐下。姥爷又严肃起来:“要到北京上大学了,我跟你嘱咐几句话:咱们是农村的,经济条件差,到了大学,咱不跟他们比吃,不跟他们比穿,咱只跟他们比学习。”我连忙答应着。姥爷从炕上拿起一个小包说:“姥爷也没什么送你,这是五十斤全国粮票,到北京用得着。正长身体,到北京想吃点什么可以买着吃。”我受宠若惊,竟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姥爷这么郑重其事地跟我说话,这还是第一次。这一幕场景,之后很多年还时常浮现在眼前。母亲听说姥爷送我五十斤全国粮票,很高兴也很意外。

1988年,我回老家参加高中母校四十周年校庆,顺道回村子去看姥爷姥姥。姥爷那时已七十多岁,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整天乐呵呵地跟我聊天。姥爷问我:“你上那么多年学,知道毛泽东思想是谁最先提出来的?”我说:“不知道,好像是刘少奇吧。”姥爷说:“是王稼祥。我在延安听王稼祥讲过毛泽东思想。他说开始有人建议叫毛泽东主义,毛主席说,主义只有马列主义,思想每个人都可以有。”姥爷还给我写了两个字,上面是个“不”,下面分别是“坐”和“立”字,问我认不认识这两个字。不坐不立?我用手指比划着说:“没见过啊。”姥爷笑着说:“白上那么多年学了。这俩字念跍丢(河北话蹲着的意思)。”

那次回老家,我发现,早已不再当村支书的姥爷与村里人的关系也改变了很多。我家邻居九连喜欢说俏皮话逗乐子,经常与我姥爷逗着玩儿。姥爷年岁大了,有点耳背。九连就逗我姥爷:“你是真聋还是假聋啊?”姥爷笑着说:“真聋,听不清。”九连有时会说:“真龙你怎么不上天?”有时会说:“你是假聋。要不怎么一说你坏话马上你就听见了?”姥爷乐呵呵地说:“真聋,真听不清。”

有一年回老家,从村里去县城参加老同学聚会。酒酣耳热之际,同学们说:“别回村里了,就住县城吧,好好聊聊。”我坚持要回村:“出门时没和家人讲,怕家人惦记。”晚上十点多钟,我在黑暗中骑着自行车晃晃悠悠回到村口,影影绰绰看到村头墙下似乎有个人。我刹住车闸。“是保同吧?”姥爷咳嗽一声走过来。“我推着车跟姥爷一起走回家。舅舅一家人见到我,高兴地说:“你可回来了!你姥爷要把全村人折腾起来去找你去啦!”我心想,幸亏没听同学们的话住在县城,否则可真要出大乱子了!

姥爷非常崇拜毛主席。我多次听他绘声绘色地学毛主席讲话“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姥爷说,在延安,毛主席经常到抗大讲课,就在大操场讲。毛主席的湖南口音很重,有的话也听不大懂。后来到北京,姥爷专门去了毛主席纪念堂,在毛主席遗体前伫立,老泪纵横。改革开放之初刚实行联产承包时,姥爷很不高兴。当年可是他带着董家庄全村搞互助组、合作社、生产大队,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思想上的弯子一下子扭不过来。后来看到全村多打了许多粮食,姥爷一家的承包地都可以年产上万斤小麦玉米,姥爷才慢慢不再说什么。

姥爷对“文化大革命”深恶痛绝。听我母亲讲,我出生那天,姥爷正在被造反派戴高帽游街批斗。对“文革”时期动手打过自己的造反派,姥爷一直耿耿于怀。后来,姥爷的一个孙女恋爱结婚,因为小伙子的父亲当年是造反派,姥爷坚决不接受这门亲事。小夫妻带着点心水果上门,姥爷把送的点心水果全都扔了出去。直到几年后,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小夫妻长跪在院子里,姥爷才最后接受了这一事实。再后来,这个孙女婿很孝顺,与老爷子关系相处得还挺好。

1993年我父亲在北京去世后,姥爷曾来过北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看到我父亲的骨灰盒,姥爷长时间默默无语。后来,我说陪姥爷去白云观参观。姥爷问:“怎么去?”我说:“打辆车。”姥爷问:“什么叫打车?”我说:“就是租车”。姥爷明白了,说:“噢,还得雇车。”路上经过儿童医院,我介绍说:“这是儿童医院。”姥爷说:“我知道,这是我们当年修的。”我很诧异:“你们修的?”姥爷说:“你不知道了吧?刚解放那会儿,我来过北京。当时北京正在招工,我是党员,又在部队干过,就招上了。第一个工程就是建儿童医院。”我不由得感慨,老一代人有很多故事,我们是闻所未闻的。

1999年12月31日半夜,家里电话突然响起。是老家打来的,说姥爷去世了。母亲一下子呆了,急着马上要回老家。我连忙订了早上的火车票陪母亲回家奔丧。姥爷身体一直很好,当天晚上还与家人玩了会儿纸牌,可能是感觉有点不舒服,说声:“你们玩吧,我睡觉去了。”说罢就走进里屋去了。在外屋的人们听到咕咚一声,赶进里屋见姥爷摔倒在地上。大家来扶他,姥爷还能说话,说:“别动我。”大家七手八脚把姥爷抬上炕,不一会儿,姥爷就咽气了。村里有人说,省里规定从2000年元旦农村人去世也要火化,老爷子不愿火化,是踩着点儿走的。

今年7月底,参加支部党日活动,再次来到圣地延安。参观点中安排了抗日军政大学。姥爷曾多次兴奋地讲过他在抗大难忘的经历。姥爷讲他原来是抗大七分校的,校长是独臂将军彭绍辉,后来到了延安。在抗大纪念馆,我认真听讲解员介绍抗大艰辛曲折的历程:抗大曾先后在延安、山西、河北多地辗转办学,1940年抗大到了河北邢台,在邢台的抗大七分校并入了抗大本部,后来又一起回到了延安。听到这些,感觉以前听姥爷讲过的故事一下子串了起来。姥爷应该就是那时候从河北邢台跟抗大一起到延安的。

抗大总校挺进敌后及返回陕北路线示意图

再后来,姥爷从延安回到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1946年初国共签订停战协定,根据中央决定,晋察冀开始组织大规模复员。当时共产党是真心实意准备和平建国,晋察冀部队复员工作力度很大,三十几万人的部队一下子要复员十万人。部队领导征求姥爷意见,讲到地方一样干革命。姥爷选择了复员。听我哥说,他曾看见过姥爷的复员证,是正排级。我问姥爷;“你是怎么回老家的?”姥爷笑呵呵地说:“部队给我雇了头驴,我是骑着驴回老家的。”我笑得前仰后合,怎么也想不到,姥爷居然是骑着头驴走了几百里路回了老家!

因为离开了部队,姥爷没有作为军人参加解放战争,但回老家后,姥爷参加了土地改革,在乡上当过干部,后来又回到村里,做过近三十年村支书。姥爷曾对我哥讲过,他一定要让家乡改变面貌。哥哥与姥爷接触更多,肯定还有很多事情我根本没有听说过。

姥爷名讳董文志,是文字辈,老姥姥一直叫他小刚。1917年生人,1999年去世,享年83岁。

文章写完,姥爷的音容笑貌清晰地浮现在眼前。我仿佛看见,姥爷笑呵呵地对姥姥说:“保同写了篇文章,是写我的,你猜猜标题叫什么?”姥姥笑着说:“叫什么,叫《姥爷》呗。”姥爷有点得意地说:“嘿嘿,叫《老党员》!”

【责任编辑:王晗】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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