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建党百年庆典，现场聆听习主席慷慨激昂的讲话，深受鼓舞，倍感振奋。观礼台上，有人向着天安门广场举起家中长辈的照片，让不在现场的长辈也看看这宏大、难忘的历史性场面。这一幕，让我颇受触动。如果我的父母、姥爷姥姥还在世，特别是能在现场看到这一场景，该会多高兴、多激动啊！回家翻看老照片，找到一张当年我哥与母亲、姥爷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想起姥爷的许多往事，更是不胜感慨。

老照片：我的母亲、我的哥哥和我的姥爷（中间）在天安门城楼上合影

姥爷抗日时期参加过八路军，上过抗大，到过延安，解放后在我们村子担任村支书近三十年。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姥爷非常严肃，非常厉害，整天忙着组织村里大人们下地干农活、办小加工厂、挖河、养猪、开大会学文件，用村里的大喇叭通知大事小情。姥爷很正直，要求自己和家人非常严格，从不占公家一点便宜。他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咱是党员，不能让人家说闲话”。姥爷在村里很有威望。记得有一次村里两家人在街上吵架，男的对吼女的对骂，闹个不可开交。有人悄悄地说：“快去叫你姥爷”。姥爷到了现场，先大声咳嗽两声：“呃赫！”两家人还在继续吵。姥爷厉声说：“怎么着啊，还没有完啦！”两家人面面相觑，居然气哼哼地散开了。我很惊讶，回家向我母亲学舌：“我姥爷也没说什么呀，怎么咳嗽了两声，他们就不吵了？要真打起架来，姥爷也打不过他们呀？”母亲笑笑，也不搭理我。

那时，姥爷日常都很严肃。我上小学时与二姥爷（姥爷的弟弟）的小儿子是同学，整天互相称呼名字。有一天在姥爷家玩耍，我大声叫“小旺小旺”，姥爷听到后厉声说：“小旺是你叫的？！叫旺舅！”吓得我好多天不敢去姥爷家。

1981年我考上了大学。有一天，母亲对我说：“你姥爷让你去一趟”。我急忙跑到姥爷家，姥爷坐在炕上，笑着对我说：“来了，坐下吧”。我小心翼翼地对面坐下。姥爷又严肃起来：“要到北京上大学了，我跟你嘱咐几句话：咱们是农村的，经济条件差，到了大学，咱不跟他们比吃，不跟他们比穿，咱只跟他们比学习。”我连忙答应着。姥爷从炕上拿起一个小包说：“姥爷也没什么送你，这是五十斤全国粮票，到北京用得着。正长身体，到北京想吃点什么可以买着吃。”我受宠若惊，竟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姥爷这么郑重其事地跟我说话，这还是第一次。这一幕场景，之后很多年还时常浮现在眼前。母亲听说姥爷送我五十斤全国粮票，很高兴也很意外。

1988年，我回老家参加高中母校四十周年校庆，顺道回村子去看姥爷姥姥。姥爷那时已七十多岁，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整天乐呵呵地跟我聊天。姥爷问我：“你上那么多年学，知道毛泽东思想是谁最先提出来的？”我说：“不知道，好像是刘少奇吧。”姥爷说：“是王稼祥。我在延安听王稼祥讲过毛泽东思想。他说开始有人建议叫毛泽东主义，毛主席说，主义只有马列主义，思想每个人都可以有。”姥爷还给我写了两个字，上面是个“不”，下面分别是“坐”和“立”字，问我认不认识这两个字。不坐不立？我用手指比划着说：“没见过啊。”姥爷笑着说：“白上那么多年学了。这俩字念跍丢（河北话蹲着的意思）。”

那次回老家，我发现，早已不再当村支书的姥爷与村里人的关系也改变了很多。我家邻居九连喜欢说俏皮话逗乐子，经常与我姥爷逗着玩儿。姥爷年岁大了，有点耳背。九连就逗我姥爷：“你是真聋还是假聋啊？”姥爷笑着说：“真聋，听不清。”九连有时会说：“真龙你怎么不上天？”有时会说：“你是假聋。要不怎么一说你坏话马上你就听见了？”姥爷乐呵呵地说：“真聋，真听不清。”

有一年回老家，从村里去县城参加老同学聚会。酒酣耳热之际，同学们说：“别回村里了，就住县城吧，好好聊聊。”我坚持要回村：“出门时没和家人讲，怕家人惦记。”晚上十点多钟，我在黑暗中骑着自行车晃晃悠悠回到村口，影影绰绰看到村头墙下似乎有个人。我刹住车闸。“是保同吧？”姥爷咳嗽一声走过来。“我推着车跟姥爷一起走回家。舅舅一家人见到我，高兴地说：“你可回来了！你姥爷要把全村人折腾起来去找你去啦！”我心想，幸亏没听同学们的话住在县城，否则可真要出大乱子了！

姥爷非常崇拜毛主席。我多次听他绘声绘色地学毛主席讲话“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姥爷说，在延安，毛主席经常到抗大讲课，就在大操场讲。毛主席的湖南口音很重，有的话也听不大懂。后来到北京，姥爷专门去了毛主席纪念堂，在毛主席遗体前伫立，老泪纵横。改革开放之初刚实行联产承包时，姥爷很不高兴。当年可是他带着董家庄全村搞互助组、合作社、生产大队，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思想上的弯子一下子扭不过来。后来看到全村多打了许多粮食，姥爷一家的承包地都可以年产上万斤小麦玉米，姥爷才慢慢不再说什么。

姥爷对“文化大革命”深恶痛绝。听我母亲讲，我出生那天，姥爷正在被造反派戴高帽游街批斗。对“文革”时期动手打过自己的造反派，姥爷一直耿耿于怀。后来，姥爷的一个孙女恋爱结婚，因为小伙子的父亲当年是造反派，姥爷坚决不接受这门亲事。小夫妻带着点心水果上门，姥爷把送的点心水果全都扔了出去。直到几年后，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小夫妻长跪在院子里，姥爷才最后接受了这一事实。再后来，这个孙女婿很孝顺，与老爷子关系相处得还挺好。

1993年我父亲在北京去世后，姥爷曾来过北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看到我父亲的骨灰盒，姥爷长时间默默无语。后来，我说陪姥爷去白云观参观。姥爷问：“怎么去？”我说：“打辆车。”姥爷问：“什么叫打车？”我说：“就是租车”。姥爷明白了，说：“噢，还得雇车。”路上经过儿童医院，我介绍说：“这是儿童医院。”姥爷说：“我知道，这是我们当年修的。”我很诧异：“你们修的？”姥爷说：“你不知道了吧？刚解放那会儿，我来过北京。当时北京正在招工，我是党员，又在部队干过，就招上了。第一个工程就是建儿童医院。”我不由得感慨，老一代人有很多故事，我们是闻所未闻的。

1999年12月31日半夜，家里电话突然响起。是老家打来的，说姥爷去世了。母亲一下子呆了，急着马上要回老家。我连忙订了早上的火车票陪母亲回家奔丧。姥爷身体一直很好，当天晚上还与家人玩了会儿纸牌，可能是感觉有点不舒服，说声：“你们玩吧，我睡觉去了。”说罢就走进里屋去了。在外屋的人们听到咕咚一声，赶进里屋见姥爷摔倒在地上。大家来扶他，姥爷还能说话，说：“别动我。”大家七手八脚把姥爷抬上炕，不一会儿，姥爷就咽气了。村里有人说，省里规定从2000年元旦农村人去世也要火化，老爷子不愿火化，是踩着点儿走的。

今年7月底，参加支部党日活动，再次来到圣地延安。参观点中安排了抗日军政大学。姥爷曾多次兴奋地讲过他在抗大难忘的经历。姥爷讲他原来是抗大七分校的，校长是独臂将军彭绍辉，后来到了延安。在抗大纪念馆，我认真听讲解员介绍抗大艰辛曲折的历程：抗大曾先后在延安、山西、河北多地辗转办学，1940年抗大到了河北邢台，在邢台的抗大七分校并入了抗大本部，后来又一起回到了延安。听到这些，感觉以前听姥爷讲过的故事一下子串了起来。姥爷应该就是那时候从河北邢台跟抗大一起到延安的。

抗大总校挺进敌后及返回陕北路线示意图

再后来，姥爷从延安回到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1946年初国共签订停战协定，根据中央决定，晋察冀开始组织大规模复员。当时共产党是真心实意准备和平建国，晋察冀部队复员工作力度很大，三十几万人的部队一下子要复员十万人。部队领导征求姥爷意见，讲到地方一样干革命。姥爷选择了复员。听我哥说，他曾看见过姥爷的复员证，是正排级。我问姥爷；“你是怎么回老家的？”姥爷笑呵呵地说：“部队给我雇了头驴，我是骑着驴回老家的。”我笑得前仰后合，怎么也想不到，姥爷居然是骑着头驴走了几百里路回了老家！

因为离开了部队，姥爷没有作为军人参加解放战争，但回老家后，姥爷参加了土地改革，在乡上当过干部，后来又回到村里，做过近三十年村支书。姥爷曾对我哥讲过，他一定要让家乡改变面貌。哥哥与姥爷接触更多，肯定还有很多事情我根本没有听说过。

姥爷名讳董文志，是文字辈，老姥姥一直叫他小刚。1917年生人，1999年去世，享年83岁。

文章写完，姥爷的音容笑貌清晰地浮现在眼前。我仿佛看见，姥爷笑呵呵地对姥姥说：“保同写了篇文章，是写我的，你猜猜标题叫什么？”姥姥笑着说：“叫什么，叫《姥爷》呗。”姥爷有点得意地说：“嘿嘿，叫《老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