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一度的德国联邦议会选举已然结束，中左立场的社会民主党以25.8%的得票率成为第一大党。默克尔的政党——中右立场的联盟党，仅获得24.1%的选票，以微弱劣势屈居第二。它能否与社民党联合组阁，还要等待德国各政党之间的组阁磋商和谈判。但是无论德国新的联邦政府如何组合，保持中德关系的稳定与建设性一直是中方对德国新政府的期待。在一个全球化时代，中国和德国各主要政党均有相互重合的政策关注点和利益诉求，可以跨越地理障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疫情过后共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当然，毋庸讳言，中德关系和中欧关系面临一些经济竞争领域和价值观层面上的棘手挑战。2019年，正是德国工业联合会（BDI）发布的研究报告演化成为欧盟2019年推出的《中欧战略展望政策报告》，该报告提出了欧盟以及现在的美国拜登政府所坚持的对华定位“三分法”：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领域，中国是欧盟和美国的合作对象，但中国是美欧在追求技术领导地位方面的经济竞争对手，同时也是其在扩展不同治理模式领域的制度型对手（systemic rival）。中国崛起让一部分德国精英感觉不适，害怕未来世界按照“中国制定的规则”运行，他们也赞成炒作中国的新疆、南海和香港问题，以防止“被中国人视为软弱”；德国媒体长期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也误导了诸多不了解中国的德国民众，使得他们对中国产生了一些抵触情绪。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之际，中国在德国和欧盟的政治舆论场中，也轻度充当了“替罪羊”的无辜角色。某些德国人领头的欧洲议会议员鼓吹对华强硬，以“莫须有”的新疆人权罪名唆使欧盟对中国新疆4名个人和1个实体实施制裁，并以中方的反制裁为名冻结欧洲议会对《中欧投资协定》的批准进程，严重干扰了中欧关系的正常发展进程，造成了恶劣后果。

尽管中德关系和中欧关系近期出现了这样一些不和谐的杂音，但我们仍应看到经济全球化依旧是当今时代的“时代精神”，“合作共赢”依旧是中德关系的主基调。自2016年起，中国已经连续五年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在2020年也超过美国成为欧盟的最大货物贸易伙伴，中国经济以超出预期的速度走出疫情影响，间接带动了德国经济复苏。比如中欧班列的开行班次在疫情期间逆势增长，不仅保证了抗疫卫生物资及时抵达目的地发挥作用，也间接帮助了德国杜伊斯堡等城市的繁荣振兴。作为出口大国，德国也离不开中国巨大的市场，奔驰、宝马和奥迪三大德国豪华车品牌在华销售量占其全球市场比重均超过30%，正是得益于中国市场的强劲驱动，2020年它们的业绩才能好于预期。务实合作可为中德双方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随着中国的全方位开放和进一步深化改革，中国还会为越来越多的德国企业创造出更加有利于创新的市场和营商环境。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19年底竭力推动《中欧投资协定》完成谈判，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她看到了这一美好前景，并对此抱有足够的信心。

   此外，作为两个负责任的全球大国，中国和德国同在全球共同推行多边主义、实现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和地区安全挑战，以及进行第三方合作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中国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维护者，遵守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但我们不认可“小集团”式思维，如果只是所谓的“民主阵营”国家才能制订规则，那这种规则就是排外的，是合法性不足的规则，制订这种规则的方法也同样不符合自由主义的“开放”和“包容”哲学要素。如此建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更是对二战后创立的联合国为核心的主权国家国际体系的一种背离，如果不是各主权国家“共商、共建、共享”，共同参与确立可令国际社会广泛受益的国际规则，那么这种国际规则就不具有权威效力。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尚未结束，全力合作应对疫情，促进世界经济重回正轨应是各国政府政策考量的重中之重。我相信无论德国新政府由哪些政党组成，理性和全球化思维都会是它们天然具有的禀赋。拥有这些品性的德国政府仍会抵制德国和欧盟内部的民粹主义，坚持与中国在双边、欧洲和全球层次的多领域务实合作，比如在欧盟层面继续推动中欧投资协定在欧盟的批准进程。瑞士史学家布克哈特曾有言：“热衷于报复将淹没对自身利害最清楚的呼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欧洲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