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千年中外交流史中，和平一直是主流。但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国家以殖民主义逻辑行事，中外之间，遂烽烟不断。尤其是甲午中日之战，给中国人极大促动，深感列强将从此操刀瓜分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两种救国方案，一种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主张拥护清政府，推行变法；一种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主张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革命派在1894年成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并于次年试图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因走漏风声，未能成功，革命党人逃亡海外。维新派则在1898年启动了变法，但只推行了103天，便被慈禧太后镇压，六君子被诛杀，康有为等也成了海外逋客。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津京沦陷，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仓皇西逃。
孙中山很担心列强在中国推行殖民主义，瓜分中国。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孙中山就指出，西方有一种论调，认为中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一旦觉醒，将威胁全世界，因此，对列强而言，最明智的政策，就是“尽其可能地压抑阻碍中国人”。孙中山坦率地批评了这种论调，指出，这种想法是不道德的，并且，“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不是好侵略的种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也就是说，中国即使强大起来，也不会造成对世界的威胁，因为它是一个好和平的，而不是一个好侵略的民族。
事实上，在孙中山看来，列强才是好侵略的，并且，其侵略性，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有关。达尔文所提出的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生物进化论被附会到解释社会现象时，遂变成了以“生存竞争”“弱肉强食”为关键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孙中山指出，这是一种“野蛮之学问”，危害很大，列强以此为圭臬，对外侵略扩张，造成了一个“有强权无公理”的世界。到了20世纪，人类应该抛弃这一学说，由重竞争转向重互助。因此，在1919年出版的《孙文学说》中，他明确提出：“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惟有抛弃竞争，实现互助，人类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
“和气生财”，中国的先民之所以给我们留下热爱和平的精神财富，是因为先民们懂得，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下，才能实现财富的真正增长，才能实现多边互赢的局面。孙中山很好地继承了这一精神财富，总是不失时机地向人们展示，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这样的民族强大起来，不会对世界形成威胁，还会给世界带来大利。还以《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为例，在此文中，孙中山就指出，革命成功之后，中国就会抛弃清廷的闭关锁国政策，立即开放对外贸易，国际商务将成百倍地增长。热爱和平的中国人，不但不会侵略别国，反而可以给各国带来商机，这绝不是什么“黄祸”，而是实实在在的“黄福”。
这里谈到“开放”，实则是孙中山建设中国的一个关键词。其在一战前后写成的《实业计划》，实为孙中山所制定的利用外资发展中国实业的方案，其在海外发行的英文本，标题是《中国的国际开发》（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可为明证。
虽然主张对外开放，但孙中山并不认为可以坐等国外的资本和技术。在他看来，这样会失去自我，与自强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 1911年10月，他一方面向外宣布革命之后，中国内地将全部开放，同时也补充一点，“海关税则须有自行管理之权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确保“本国实业之发达”。后来，在阐释民族革命的时候，他强调，一定要“保持吾民族之独立地位”，才有可能“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
并且，他还强调，国人必须努力。实行开放，就要求我们自己有能力跟得上世界潮流，如此，“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为此，他强调青年学子必须好好钻研学问（他所说的“学问”，大体相当于我们今日所说的基础研究），只有“中国学问与欧美并驾”，我们的政治也好，实业也好，才会有“天然之进化”，中国将来才“可与世界各国同享和平”。
孙中山在“革命尚未成功”的1925年去世，他的很多振兴中华的理想，未能在他生前变为现实。不过，继承了他的未竟事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几经坎坷，终于沿着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路径，推进民族的伟大复兴。面对这一事实，一些外国人惊呼这会对其他国家造成威胁。当中国还千疮百孔、还是“一头沉睡的雄狮”的时候，就有人提出，中国一旦觉醒，将会威胁其他国家。面对这种“黄祸论”，孙中山曾不遗余力地予以驳斥，并不厌其烦地告诉外国人，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不会侵略其他国家。
面对“黄祸论”，孙中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正像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从经济上看，一个人有一个穷苦愚昧的邻居还能比他有一个富裕聪明的邻居合算吗？” 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富有道义的国家，其崛起，不但不会对世界的和平造成威胁，而且，还可以承担起大国的责任，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并且，在和平的环境中崛起的中国，更懂得和平的重要性，无比珍惜和平，维护和平，如孙中山所梦想的那样，“与世界各国同享和平”。
（作者：彭剑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