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4日，日本自民党新总裁岸田文雄顺利当选日本第100任首相，由此日本开始进入“岸田时代”。岸田的当选实际上是自民党派阀政治逻辑和民意逻辑双重复杂互动的产物。

通过透视新内阁的成员结构，并结合10月8日岸田首相首次发表的施政演说，可以看出岸田内阁与以往相比具有以下三个方面新的变化。

其一，启用“新生代”。岸田内阁成员包括21名（岸田首相、20名内阁大臣），其中有13人是第一次当选大臣，如此大规模地安排“新人”入阁，是最近20年来日本内阁更替和改造中少有的现象。新内阁成员中60岁以下的有9人，特别是的小林鹰之（新设立的经济安全保障大臣）、牧岛花莲（数字化大臣）、堀内诏子（疫苗大臣）等均为仅当选3次众议员的新生代。岸田吸纳年轻人进入内阁的原因：一是其为兑现竞选总裁时的承诺，进而展示自己是“守信者”；二是旨在刷新国民对于自民党暮气沉沉的既有印象；三是显示岸田有意培植新生力量的积极姿态。

其二，增设新职务。“经济安保担当大臣”是日本历届内阁中，第一次设立的专职大臣职位，主要负责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重大项目、技术的审批，负责互联网安全问题，审核技术出口，管控外资企业在日本的投资与合资，其管理权限可以涉及到其他中央省厅。今年46岁的小林鹰之被任命为“经济安保担当大臣”，此前，小林曾在安倍第三次内阁中出任防卫大臣政务官。日本增设的目的实际上是要研究日本如何获得“经济与安全”这两个方面的利益最大化问题。其实，舆论界也普遍认为该部门就是一个专门与美国一起对付中国的日本中央政府机构，甚至可以简称“综合对华部”，这对中日关系或将产生冲击。

其三，提出新理念。10月8日，岸田在首次施政演说中，提出要实现“新资本主义”的理念，重申提倡保护中产阶层。新理念的提出不仅意味着他要告别近年来盛行的安倍经济学。事实上，安倍经济学尽管把日本经济从谷底拉上了增长的道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日本国民并没有感受到安倍经济学带来的好处，造成贫富差距拉大、整个社会出现撕裂的状态。岸田提出实现“新资本主义”的理念也是对安倍经济学的修正甚至替代。

当然，岸田内阁中的“新变化”最终目标实质上也是要解决“老问题”。当前，从内政而言，岸田内阁面临着诸多亟需决的诸如“作为国难的少子化问题”、“新冠疫情管控问题”、“增长模式与利益分配问题”、“社会分化加剧问题”以及“11月份的众议院选举”与“明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等。从外交层面而言，岸田内阁也面临着诸多难题，特别是其对华政策选择上亟需要寻求一种能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外交路线。

一般情况下，人们往往认为“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但外交在某种程度上与内政还具有互补关系与互动关系，“内政失分”可以用“外交得分”来弥补。岸田内阁如何在中美对立激化的背景下处理中日关系，不仅影响到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也关涉到岸田内阁的在内政上能否达到施政目标。理论上，目前岸田内阁在对华政策上具有三个行为选项：选项一是改善对华关系，构建“友好型的中日关系”；选项二是全方位制衡中国，构建“对抗型的中日关系”；选项三是继承和发展安倍路线，构建“稳定型的中日关系”。

从岸田的性格偏好、派阀政治、同盟约束等逻辑条件而言，岸田内阁未来的对华政策的行为选择上不会出现“选项一”与“选项二”，而应该是“选项三”。

其一，从性格偏好角度而言，岸田具有长期的从政经验，是自民党内的稳健派。岸田曾任日本外务大臣、政务调查会长等职务，9次当选众议院广岛1区议员。在外交方面，岸田曾于第二次安倍内阁时期，担任4年半外务大臣，对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广岛、日韩慰安妇协议达成起到了推动作用。岸田也是“宏池会”的现任领导人，具有“注重经济”的 “宏池基因”。“宏池会”的出身决定了岸田不可能完全颠覆“鸽派”理念。不过，在对华态度上，岸田曾称，台湾地区已经成为“中美对峙”的前线，台海问题将成为接下来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岸田文雄也强调同中国的对话十分重要，应该构建“稳定的中日关系”。可见，从性格偏好及其政治主张而言，岸田在未来的对华政策中将会选择“选项三”。

其二，从派阀政治角度而言，岸田当选自民党总裁是派阀力学运行的结果。自民党政治的重要特点是“派阀政治”、“党中有派”。而且，国会议员不是根据政策理念、政治主张来组合彼此的关系，而是根据现实利益、比如说选举资源的获取来建立彼此的关系。岸田如果没有细田派、麻生派、竹下派等派阀的支持，是不可能顺利当选总裁的。人事安排上，新任自民党干事长的甘利明、政调会长的高市早苗，担任内阁官房长官的松野博一，都是属于安倍主导的细田派。此外，防卫大臣岸信夫为安倍的胞弟，经济产业大臣萩生田光一为安倍亲信。显然，上述安排一方面体现了岸田平衡派阀的意图，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仍未摆脱安倍晋三和麻生太郎的影响。

换言之，岸田内阁在内政外交上都会受到派阀政治以及保守势力的牵制。同样，在对华政策选择上，岸田内阁不可能完全簪越安倍内阁时期具有“政冷经热”特点的对华政策，同时也不能采用零和博弈的方式全面抗衡中国。岸田在继承安倍对华外交政策之余，也将会体现自身的特色，即连续性和变革性的平衡与协调。岸田本人恐怕也不想让被民众认为自己是“长着岸田面孔的安倍内阁”。

其二，从同盟角度而言，日美同盟的框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日本的外交空间。美国政府试图通过强化同盟战略在中国东部打造一个包围圈，进而制衡中国。在此背景下，日本对华政策的自主性空间相对矮窄，而且作为同盟国，有配合美国对华战略的需要。然而，对日本而言，中国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国，中日经济相互依存度很高，如果选择与中国彻底脱钩不仅会损害自身利益，也是不明智之举。其实，战后日本外交是由联合国外交、日美同盟和亚洲外交等三大支柱构成的。如果仅仅强化日美同盟，则意味着岸田外交只有继承而没有创新。岸田在其执政期间，如果能够构建出“稳定型的中日关系”，则就会在党内和民意上都加分。

综上，上述三个要素是左右岸田对华政策选择的逻辑条件。囿于三个逻辑条件的互动与媾和，“选项一”不可能是岸田内阁的选择，因此短期内中日关系也难以回到2012年前的状态。当然，从目前而言，日本也不具备与中国进行全方位对抗的逻辑条件，因此岸田内阁在对华政策上也不会是“选项二”。事实上，日本与中国共同构建契合新时达要求的、稳定的中日关系，才是岸田内阁对华政策的应然选项、也是现实选项。

（作者尹晓亮为南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