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出口出现井喷式增长。出口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不到5%一路增长到2006年的超过35%。出口向来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也一度成为政策制定者和企业非常关注的目标。

其实，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前，中国的国际贸易基本上保持着平衡，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一直在-3%到3%之间波动。这意味着全球化促进了中国强劲出口的同时，也带来了中国强劲增长的进口。中国加入WTO以后，受益于贸易便利和关税下降，中国的出口增速显著超过了进口增速，也为中国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至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贸易顺差占GDP比重接近10%，外汇储备达到1.95万亿美元。

2008年是一个分水岭。金融危机以后，逆全球化思潮涌现，中美两国也出现了明显的贸易摩擦。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的美国突然发难，提高部分中国出口产品的关税，打击中国的制造业和科技产业。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作为禀赋优势，出口多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然而，被称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出口的产品其实并不都是所有生产环节都在中国完成的。相反，中国很大一部分出口是其他国家的外包生产，也有一部分是外国企业来华直接投资生产后运向世界各地。虽然有声音质疑中国这家“世界工厂”抢夺了其他国家的工作机会，但从理论上讲，劳动力的垂直分工和国际分工可以促进整体生产效率。而如果中国不断提高自身劳动力的效率，这对全球其他国家，特别是享受中国外包服务的国家而言是更有利的。

美国之所以仍然坚持各种手段的贸易摩擦，其真正担心的并不是中国在传统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而是担心所谓的“萨缪尔森争论”（Samuelson Argument）提到的现象：如果中国在原本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提高生产效率，这对美国而言是有利的，因为美国可以通过更低的成本在中国采购或者享受中国的外包服务；然而如果中国在原本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生产效率提高，那将因为和美国形成竞争而对美国构成持久性的伤害。

其实，中国在担当“世界工厂”的几十年里，虽然出口有了显著的增长，但中国得到的附加值却很低。拿美国的苹果公司做个例子，虽然苹果公司的采购和生产高度集中于中国，但由于在中国采购的部件并非核心零部件，生产也主要是组装，中国在苹果公司的价值链中只占很小一部分（不超过5%）。高附加值的部分仍然被美国境内的核心芯片和集成电路等部件，以及日本的一些光学设备等瓜分。中国迫切希望自己能够在一件商品的国际分工价值链中站上头部，因此近年来中国更加看重研发和科技行业，推出中国制造2025等规划。

全球化发展至今，国际贸易早已不是过去的简单的最终商品交易。它包含着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全球分工。一件从中国出口的产品，可能包含着来自各个国家的增加值。中国进口的产品，也可能曾经在生产的某一个环节从中国出口过。世界就像一个大型的工厂，每个国家都在某几条生产线上的某几个位置。这正是全球化的效率和生命力。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很多国家的生产反反复复停摆，不少行业的供应链被迫中断。如何能够发挥全球供应链的效率，同时减少因为过度依赖全球供应链而可能出现的风险，这是中国需要思考和权衡的课题。供应链像一张网，全球化让这张网越来越密。无论是一些国际贸易政策，还是疫情，都不会阻止全球化的进程。

（张家瑞 宁波诺丁汉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