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格局正经历着深刻变化。印太地区作为一个地缘政治概念正随着美国印太联盟体系的演变而逐渐凸显成型。二战后，美国通过精心打造的一个“辐辏式”的双边同盟体系，在亚太地缘安全战略架构中居于主导地位。2017年，特朗普政府对美国的亚太战略进行了系统性的调整，“印太战略”出炉，其主要内容就是要扩展与盟国和伙伴国的“联合行动能力”，推动构建以“四国安全机制”为重点，多组小多边机制为补充的网络化和整合性更强的地区安全架构。随着近年来不断的实质化与充实，美国的印太联盟体系逐渐呈现出以下三个新特点。

首先，对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联盟体系进行全方位的整合。一是联盟体系的目标逐步统合为抗衡中国的崛起。原来亚太同盟体系的主要架构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双边同盟体系。在这样“辐辏式”的同盟体系中，其结构相对松散，也缺乏一个统一的战略目标。但随着中国崛起并逐渐在地区展现影响，美国将中国定位为 “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大国”，通过鼓吹“中国威胁”制造战略焦虑，引导地区国家对中国形成共同的战略威胁认知，逐步将印太同盟体系实质化并构建成一个针对中国、制衡中国崛起的排他性的地区战略联盟体系。二是将相对松散的双边同盟结构体系整合为多组稳定的三边（小多边）机制，并推动形成一个以“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为核心的关系网络化更紧密、整合性更强的地区安全架构。例如，积极推动美日韩、美日印、美日澳、日印澳等三边形式的合作与沟通。三边形式的合作相交多边同盟合作的难度低，在双边同盟关系的基础上进行三边合作的整合，双边与三边合作相互补充和促进，在整合地区安全架构的同时，也实现了美国地区同盟国家间内部的整合和管理。三是对加强和整合其盟友间的关系以夯实印太同盟体系的双边关系基础。美推动日本与菲律宾等国不断加强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印尼、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也增强了在苏禄海的联合行动计划等。

其次，在以四国机制为核心载体的基础上进行了多层次的扩大。一是在地区同盟体系的基础上，发展了一系列伙伴国和“准盟国”。2019年6月，美国防部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提到，除了本地区传统盟友外，把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国定位为东南亚地区的“关键国家”。二是积极拉拢域外盟国介入地区事务。美国试图将英、法等域外盟国拉入其印太同盟体系中，例如加强在南海的巡航行动；提出“蓝点网络”就按和“重建更美好世界”（B3W）倡议，着力聚焦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援助与合作；“印太经济框架”也呼之欲出。美正逐步拉拢域外盟国和伙伴国深度介入地区事务。三是四边机制为核心，在特定议题领域内通过“四边+”形式的扩大进行合作。2019年在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上，美国主办了“四边+印尼”的会议，讨论了通过透明的融资进行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建设议题并提出了新的基础设施融资计划。2020年3月，四国邀请韩国和新西兰，就应对新冠肺炎大流行的问题举行了专题电话会议。

最后，演变发展与问题并存，美在印太联盟体系中联盟管理的问题与挑战也逐步凸显。一是随着小多边机制的建立和发展，盟国间问题逐渐显现，影响了印太联盟体系整合的效果。美国对小多边机制的推动，使得原本以美国为中心的双边同盟体系中掩盖的盟国间的矛盾与分歧逐渐显现。例如日韩之间因历史和地理等因素，关系并不紧密，还在独岛（竹岛）的领土主权归属上存在争议，进而阻碍了美日韩三边机制的深化，影响美印太战略体系整合的效果。二是美国对盟国和伙伴国关系的远近关系更加明显，一定程度上增大了盟友和伙伴国对美国的离心力。在美国推动的印太同盟体系中，根据各国与美关系的亲疏远近，形成了有四个层次嵌套的同心圆体系。核心为美国，向外依次为：第一层级重要的战略同盟国日本；第二层级为澳大利亚、韩国和菲律宾；第三层级为泰国、新西兰；第四层级为伙伴国和准同盟关系的印度、新加坡、印尼和马来西亚等。远近亲疏关系的突显，引起盟国和伙伴国心理上的不平衡，造成联盟体系内成员的“安全焦虑”增加，进而影响与美国的双边战略互信基础。三是美国将其盟友和伙伴国推到在中美间“选边站”的困境之中削弱“盟主”的领导力。由于印太同盟体系目标错误的整合为制衡中国崛起和在限制其在地区施展影响，因此将其盟友和伙伴国被迫推到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困境之中，使盟友和伙伴国在中美之间如履薄冰，也削弱了美国作为“盟主”的领导力和权威。

美国的印太联盟体系仍在不断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中，紧密跟踪其演变的特点为我做出战略预判和应对至关重要。我们仍然要坚定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持续在地区内发挥作用和影响力，塑造负责任大国的积极形象，为本地区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增加美印太同盟体系成员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安全成本，逐步消解美印太联盟体系的战略价值。

胡鑫 中国南海研究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