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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映青:用一生寻找药物的民族医药专家杨竞生
李映青
2022年05月25日

为药检献终生 九死其犹未悔

——追忆用一生寻找药用植物的云南省民族医药专家杨竞生

第一次听说杨竞生这个名字,是读到云南本地媒体的一篇报道,文章介绍说这位云南省唯一入选30名“中国近现代药学科学家”的老先生是个有名的“药痴”,自从他参加工作以来,坚持风雨无阻在云南各地进行采集药用植物,退休后不顾身体残疾、年事已高,仍多次只身前往野外进行采集工作。2002年,八十一岁高龄的杨竞生在收集藏药资料的途中意外失踪。2021年6月,他的百年诞辰之际,在云南省香格里拉大雪山垭口海拔4600余米处,人们发现了杨竞生的遗骸,遗骸周围还散落着小锄头、电筒等标本采集工具,他被确认于19年前殉职于药物采集现场。

读完这篇报道后,我流泪了。有个问题不停地在我心头闪现:当年,是一种什么精神激励着八十一岁的老先生拖着残躯一次又一次踏上雪域高原,直至魂归雪山?”

带着这个问题,我来到了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见到了杨竞生生前的同事和学生,通过他们的讲述,还原老先生普通而又不平凡的一生。

杨竞生在采药途中 供图

爱药成痴,野外考察九死一生

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范兵介绍说,杨竞生1921年出生于广东省阳山县,1950年到云南工作后进入药监系统,从此把一生都贡献给了祖国民族医药的发掘、整理和检验事业,成为全国中草药、民族药和藏药界有名的“活药典”,被誉为“药用植物‘取经人’”“藏医药资源的朝圣者”“当代‘李时珍’”。

范兵说,杨先生工作以来,几乎每年的三至九月他都在野外进行采集考察,为了尽可能采到新的药用植物标本,他专门往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钻。50多斤的药材标本采集工具,1件自己改制的塑料雨衣,1个指南针,这些简单的装备,陪伴他踏遍了云南所有高山,还有西藏、甘肃、青海、四川的雪山高原。在交通欠发达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杨竞生常常独自背着行囊进山,少则几十天,多则几个月,风餐露宿,其中的艰辛和危险只有他自己知道。

杨竞生曾经只身到海拔3000多米的高黎贡山采集傈僳族的药用植物雪茶,结果遭遇大雪封山,被困在山洞中长达三天。1979年,他在前往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野外考察途中不慎失足,从流石滩上滚下去50多米,造成第十二胸椎压缩性骨折和小腿胫骨骨裂,后被辗转运回昆明治疗数月,戴上钢背心支撑了三四年才勉强复原,落下终身驼背。

杨竞生和藏民一起在雪山上采药 供图

范兵说,这种“拼命三郎”的劲头让杨竞生名声远播,当时云南省药品检验所90%的标本都是杨竞生亲手采集的,西藏自治区药品检验所里有一半以上的标本也为他采集。不仅如此,北京植物研究所、华南植物研究所、甘肃省药品检验所等地,都有杨竞生采集的大量标本。昆明植物研究所原所长吴征镒院士曾说:“老杨采的标本,是一般人所采不到的。”药学界把一些杨竞生采集的新种以他的名字命名,如竞生乌头、竞生翠雀花、杨氏紫薇等。许多藏在深山老林中的药用植物,在杨竞生的一次次野外采集中“苏醒”过来,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给无数的患者带来福音。

今年六十五岁的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主任药师明全忠四十年前曾作为助手跟随刚重伤恢复的杨竞生到怒江、德宏、临沧、大理进行野外调查。“那个时候交通状况很差,我们一路乘公交车前往,在怒江遇到塌方,公交车停运,我随杨老师一天徒步行走30公里,身上背着录音机、标本夹还有厚厚的几本高等植物图鉴。杨老师当时可是身穿钢背心,可想而知他要忍受多大的痛苦”,明全忠回忆说。

在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胡雨看来,为了药监事业,杨竞生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风雨无阻地在野外进行采集考察活动,节假日也忙着整理鉴定植物标本,收集药品分析检验资料。生病住院期间,他把病房当成办公室,不是看书就是趴在桌子上写东西。退休后,他仍不移其志、坚守岗位,不顾年事已高、身体残疾,多次进藏考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可贵精神。

多枝乌头-杨竞生采集新种 供图

求知若渴,积跬步以至千里

标本采集和鉴定需要极其丰富的知识储备。因此,杨竞生对学习也表现出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热情和痴狂。他的一生,学习不止,调查、研究不止。

范兵说,杨竞生是所里有名的“书呆子”,每到一个地方,都一定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和新华书店里驻足。他爱看书,也爱买书。买书需要不少钱,他就节衣缩食,从牙缝里抠,宁可饿肚子,也不愿少买书。

杨竞生到香港探亲,根本顾不上去看一看大都市的繁华,而是带着干粮,整天在图书馆查阅国内难以查到的资料。“我曾到过杨老师家住的阁楼,满屋都是书,这是我一生见到私家藏书之最”,明全忠说。

对于学习中发现的困惑,杨竞生容不得一刻耽误,必须马上解决。一次,他为了搞清楚药书上的苗文的确切意思,特意打电话请教贵州的同行,但这种事情在电话中又很难说清楚。情急之下,他干脆买火车票去了贵州,当面把书中有关苗文记述的问题指给对方看,搞清楚后才心满意足地回到昆明。

杨竞生抓住一切空闲时间学习充电。白天在所里忙工作,晚上回到家,他就拿出自己收集的外语单词、句子和资料看,写成小卡片,或随时记忆背诵,或分门别类整理。后来,他被安排去饲养所里的实验动物,就边工作边摸索饲养培育小白鼠的门道,还写了一篇小白鼠的科研论文。此外,他还自学藏文、苗文等民族语言,以及英、日、俄、德等多种语言。

数十载孜孜不倦的勤奋和积累,为杨竞生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他曾对云南特产中药材作了深入的研究和考证,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他关于“云南特产滇鸡血藤不是豆科植物,而是木兰科植物南五味子”这一考证震惊了学术界,为中药鉴定与考证作出了特殊贡献。我国颁布的1963年、1977年、198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中药部分),收载了许多云南省药品检验所上报的药品标准,在标本采集鉴定和资料上报整个过程中,杨竞生一直是工作的“主力军”。

公而忘私,名利淡如水,事业重如山

范兵说,杨竞生把工作看得极重,对名利享受却看得很轻。杨竞生曾经说过:“自己的排名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这些知识与世人共享,派上用场”。为了把长年采集、研究的珍贵成果贡献出来、分享出去,他集查找、考证、审定、采集、鉴定、发掘、整理和编辑于一身,主编、参修了数十种有关书籍。杨竞生先后担任过《新华本草》(一、二、三卷)编委,《迪庆藏药》(上下册)、《中国藏药植物资源考定》主编,《中国民族药志》(一、二、三、四卷)常务编委、副主编,为《六省区藏药标准》编者之一,《中药形性经验鉴别法》(上、下册)编者之一,《中国藏药》撰稿者之一,《甘孜州藏药名录》顾问等。

杨竞生不抽烟不喝酒,看电视只看新闻,住旅店时总是选择最便宜的房间。有红薯卖的季节,他就买来煮熟当主食,没有红薯时就买土豆,偶尔也买一点香蕉,生活十分单调节俭。“他一生过着俭朴的生活,有点钱就买书或者自费到野外考察,钱全部花在这上面了”,范兵说。

惜书如命的杨竞生却多次把心爱的书籍无偿赠送给需要的人。1995年,非营利性民间组织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成立,杨竞生向研究会无偿捐赠了《中国植物志》、《云南植物志》、《二十五史》、《中国通史》、《医部全录》、《中华药海》、《历代中医珍本集成》、《资治通鉴》、《药学学报》、《中国藏学》、《植物分类学报》、《植物研究》等一批他珍藏的书籍和杂志。华南农业大学成立了农业考古研究室,但缺乏相应的资料,杨竞生得知情况后不犹豫地向华南农业大学考古室捐赠了他所有的农业书籍。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许建初回忆道:“有时他知道我在搞什么项目,需要什么书,他在书店发现有这方面的书,就自己掏钱把书买来送给我”。

“杨竞生在野外进行标本采集时,走到哪里,所采集的标本就送一部分给那个地方,还经常帮助其他地区的药检所鉴定植物标本。退休后遇到年轻后辈上门请教,他也都无私解疑释难。他为人民群众用药安全献出自己的一切,却从不向党和人民要名誉要地位要待遇”,胡雨介绍说。

明全忠说:“与同辈人相比,我有机会在学术渊博的前辈身边学习工作,并能得到他的指导指点,是我一生的幸运。杨老师的身教言传以及他为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对年轻一辈的成长影响是刻骨铭心的,潜移默化的”。

情系民族药,上下求索正本清源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同时也是我国著名的植物王国、动物王国,各民族积累了丰富的医药经验,形成了独特的医药学理论体系,丰富的民族医药资源,是中华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深深地吸引着杨竞生。为了更好地研究民族药物,继承和发扬民族药这一祖国医药学遗产,他自学了苗文、藏文等民族语言,阅读了大量民族医药著作,更多次进入德钦县、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等区域进行采集考察。杨竞生常说,“民族药现代化的第一步,应该是原药材的正本清源工作”。为此,他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专注于民族药材基源鉴定工作。

范兵说,从1962年开始,杨竞生多次独自一人到迪庆州大雪山上采集藏药标本;到各藏区诊所了解藏药的使用、效果等方面的资料和实物;四处寻访藏医院名家、名医;查阅大量的中文、藏文与梵文等原著。历时20年,足迹踏遍了迪庆高原的雪山草地、原始森林,甚至是毗邻的西藏盐井县、芒康县,四川巴塘、理塘、乡城、得荣县,收集了大量藏医常用植物、动物、矿物药材的标本和实物,仅《迪庆藏药》一书中就选用近600条。数十年醉心钻研民族药,使他成为全国中草药、民族药和藏药界有名的“活药典”。他主编的《中国藏药植物资源考定》一书,收载植物3100多种、藏药植物彩照1100多幅、约200万字,业内人士无不为如此“大部头”出自一位八旬老人之手而惊叹。

为了藏医药研究,杨竞生数次进藏,他说:“青藏高原是孕育藏医藏药的沃土,研究藏医药离不开这块土地,只要我还能走,我就要去西藏。”1998年,面对亲友的劝阻,他竟专门写了一份生死状,他写道:“我到了西藏后,不管出了什么事,与任何人无关,我自己承担所有责任,万一死在西藏,死后把我的尸体送给西藏医院做解剖就是了。”

2002年,81岁高龄的杨竞生再次到西藏考察,为编著的藏药书收集资料,却在那年十月返回昆明途经四川成都时不知去向。

2021年6月,就在杨竞生百年诞辰之际,在香格里拉大雪山垭口海拔4600米的地方发现了他的遗骸,遗骸上有他的身份证和心脏起搏器,遗骸周围还散落着小锄头、口缸、手电筒等物品。“遗骸所处位置属于无人区,地形陡峭危险,无法想象一位装着心脏起搏器、81岁高龄的老人,在十九年前是如何携带着采药工具到达杳无人迹的雪山垭口!”范兵说。

香格里拉当地熟悉杨竞生的藏药专家介绍,遗骸发现地正是杨竞生发现竞生翠雀花、竞生乌头等药用植物新种之地,他应该是为了正在编著的《中国藏药植物资源考订》寻找或确证资料,才在返昆的途中转道去了香格里拉,不幸罹难。

“杨竞生的一生,是为药检事业、民族药事业光辉奋斗的一生,他是我们全体药检人的榜样。在药检人的心里,梅里雪山的山径、南迦巴瓦的雪原、波涛翻滚的澜沧江畔……永远都有他上下求索的身影。他的突出业绩,他吃苦耐劳的传统品德、坚韧不拨的顽强意志、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和严谨治学的高尚品格,将一直传承下去,永远激励我们不忘守护健康之初心,牢记为民检验之使命,以热血赴使命、用奉献显担当、用实干践忠诚,承担起更加艰巨、更加光荣的历史重任!”范兵说。

关于作者:李映青,中国日报云南记者站站长

【责任编辑:蔡东海】
中国日报云南记者站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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