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和日本实现邦交正常化50周年。在时而接近时而紧张的半个世纪后，中日关系处在关键十字路口。自年初以来，三个事态呈现了一些两国渐行渐远的消极征兆。首先，早前于2021年年底日本外相接受了的访华邀请，在自民党党内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被迫取消，已预定举行的有关纪念活动也因被对华强硬派打上“向海外发出错误信息”的标签而遥遥无期。其次，今年2月，日本政府以所谓的中国人权问题为由，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上与美英澳等国保持统一步调，令大力支持了“东京奥运”的中国政府及民间深感不快。第三，自去年1月拜登政府上台以来重启的西方大联盟不断上演新剧目，从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领导人会议、“印太经济框架”、蓝太平洋合作伙伴机制到近期的七国集团峰会、北约峰会，一系列活动日本无一缺席，每逢亮相定会高调操弄各种涉华议题，鼓吹中国威胁，而中国方面则势必随后进行回击和批判。
中日是敌是友？中日是否会打破二战后的和平？中日关系何去何从？在大国博弈加剧、疫情引发经济社会震荡，尤其是俄乌战争造成国际社会分裂的当下，这些问题显然没有明确的答案，也自然令相关方面难以吃准50周年纪念该如何定调，徒唤奈何。以不久前结束的北约峰会为例，承继了七国峰会热度的本次领导人会晤，不仅首次邀请日韩澳新四国作为“伙伴”出席，而且时隔12年出台了新的战略构想，其中俄罗斯被认定为“最大最直接威胁”，中国被视作“系统性挑战”。日本见证了马德里的一幕，内心充满得意，因为这是十余年来日本外交煞费苦心的成果。构建一个以日本为中心，东牵美国、西联欧洲的广域对华包围圈，拓宽军事化介入台海事务的路径，遏制中国以保持美日在亚太或印太地区首要地位的战略图景愈发具有了现实性和可行性。在2022年6月的欧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积极投入地扮演着“吹哨人”的角色——“东海、南海的情况极其严重” “今天的乌克兰可能就是明天的东亚” “必须防止出现从乌克兰局势中得出错误解读的国家“，所有这些由日本主导的言论，无疑都指向中国。在日美与中国对立升温的形势下，说东亚21世纪新冷战已经开启并非危言耸听，相反，回首半个世纪以前中日如何跨越“铁幕”“竹幕”，走向缓和，则显得迂腐陈旧、不合时宜。
确实，乍看之下，比起1972年，今天的东亚局势更像是1952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争夺经济和技术领域主导地位的斗争中纠缠不清，朝鲜半岛爆发热战，美国为壮大阵营不断发展盟友、拉拢伙伴，并在亚太地区缔造了多个外交安全同盟。不久前，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尼亚尔·弗格森发文指出，现在的乌克兰就是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超级大国处于较量的早期阶段，美国仍然拥有军事优势但却不由自主地被卷入次要冲突。接下来弗格森用一种“快进模式”谈到了60年代的古巴危机，并赞许1969年新入主白宫的尼克松政府，断然且明智地采取了“缓和”政策，应对通胀、国内分裂和越南战争。他建议拜登政府“走一条历史捷径，直接进入20世纪70年代”，采取“缓和”政策2.0版。
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会惊人的相似，因为在历史学家努力研究的偶然性之外，那些制约战略决策的结构性要素始终也在发挥着作用。事实上，上世纪美国与中国的冷战史是一部失败的总记录，华盛顿以遏制战略处理与中国日益敌对的关系，给美国的外交政策乃至整个东亚地区都造成了灾难，而这一切发生在中国还是个有着数亿贫困人口的低收入国家的时候。弗格森的文章暗示了乌克兰战争以一种与朝战、越战相似方式结束的可能性。在经历了四个多月的战事后，美国是否会被更深地卷入其中，体尝战略过度扩张直至战略破产的苦果，已引起美国决策界和学术界的担忧。俄乌战争再次充分展示了挑战大国底线，试图把大国逼到墙角后的可怕反弹，对俄罗斯如此，对中国也没有例外。
新世纪已经过去二十余年。面对动荡变革的世界，主要国家再次来到一个关键时刻：是重蹈覆辙还是吸取历史教训？是滑入新冷战还是努力尽快实现“缓和”？尼克松访华以及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此刻就像是一个时间提示器在人们身旁闪烁。
目前，存在三点有利于推动历史走向积极方向的要件。第一，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和防御性国防政策。2021年9月全球发展倡议、2022年4月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6月香格里拉对话会和金砖国家系列会议上的政策宣示，都将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的身份认同和责任承诺。中国会采取不同于西方偏重武力、喜好制裁的方式解决冲突纠纷，通过相互尊重、平等互信的方式打造通往未来的全球平台。
第二，美国领导的北约及日本进一步军事扩张的动向将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俄乌战争的溢出效应已经显现，西方团结将在移民、粮食、能源、供应链、金融等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复合危机中受到极限考验。各国国内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可能最终使北约新战略构想流于充满希望的假设。对日本来说，在俄乌战争的刺激下，美日对抗中俄的全球态势虽已确立，但扩大和重组对美军事支持以及加快与北约融合的现实负担，日本能否承受得起？若想实现自民党提出的军费增至国内生产总值2%以上的目标，日本需要增加5万亿日元的投入，将不得不采取增税或削减社会保障支出，甚至发行军备国债等做法，这对于少子老龄化的日本社会无疑构成巨大挑战。进而，偏好阵营对抗和快速的军事大国化，不仅会加剧地区紧张，引发外交孤立，而且会使日本战后近八十年来积累的软实力急速缩水，大幅贬值。
第三，亚太国家普遍不欢迎新冷战。对于北约的“热心”出手，大多数东盟成员国和太平洋岛国均感担忧，认为外部势力在该地区的过度活跃、对中国的遏制以及军事和战略联盟的扩大，将产生对地区任何国家都不利的紧张局势，甚至将导致区域军备竞赛武器扩散和核化，这是整个区域甚至在冷战期间都极力避免的。而且，大多数亚洲国家并不认为中国是一个威胁，它们切实地从中国的全球崛起中获益，不希望被卷入任何紧张局势或地缘战略竞争，希望构建多极化世界格局，在RCEP等多边经济体系下加速本国的发展。据日本外务省新近公布的东盟民意调查结果，仅一成东盟民众支持在大国对立中选边站。日本主流媒体评论员就此感慨，“东南亚地区曾经被殖民，又曾在东西方冷战中成为战场，这些国家深知大国所宣扬的价值观所带有的欺骗性。”
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日本经历了突如其来的“尼克松冲击”。这个冲击还有一个别名“朝海噩梦”。曾于1957年至1963年担任日本驻美大使的朝海浩一郎始终担心有一天美中会越过日本携手合作。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越来越注重战略自主性和国家利益的日本在此关键时刻需要深长思之。种瓜得瓜。如果播种友爱、团结、和谐那将收获美好的事物，如果播撒不和的种子，则必得纷争。倘若有朝一日战事果真在东亚爆发，彼时甚至连“朝海噩梦”都将成为人们美好的回忆。
（作者金莹，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