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曼礼
1997 年 9 月 28 日, 一个温暖的星期天下午，我的父亲何凤山博士在美国旧金山离开了我们。18天前，他刚刚度过96岁生日。父亲走的很安详，但确是含冤去世。他被不公的对待：被台湾当局诬告，被弹劾，杰出的外交生涯名声遭受污蔑。40年勤勤恳恳的工作，走时候身无分文，连养老金也被剥夺。
二十五年过去了，但是父亲去世以及之后的发生的事都记忆犹新。正如大自然中万物生生相息，父亲的去世也孕育出一个新的生命来。那不再是肉体的生命，而是表征着人道主义和正义的精神。
父亲离开那年，作为一名报社记者，我为父亲写了讣闻，并将其寄给了《旧金山纪事报》和我的前雇主《波士顿环球报》。讣闻里我简单提到父亲在 1938 年担任中国驻奥地利维也纳总领事期间帮助犹太难民并营救了他的朋友罗森伯格先生，不久便因此接到一位犹太经理打来的电话。对方在电话中急切地表示想把父亲加入他的巡回图片展中，展览内容是关于营救犹太人的外交人士。 我告诉他，关于这段历史我知道的不多，但他的询问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的想法是如果我能追查这个悬案，不仅能了解故事的经过，也许还可以为我父亲平反，为他的名声战斗，还他一个公道。
在父亲去世一个月后，我就开始长达25年的探索，试图寻找这段已经消失了六十年的历史，还原出父亲是在二战前怎么协助营救犹太人，如何成功将中国上海打造成一个犹太人最终的避难所的故事。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特别是60多年后尝试还原当时的故事，需要全面掌握跨越不同大陆历史背景和东西方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还需全面了解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之后的中国内战的全过程。我只能在不断的自学中完成这些知识的补充。
我搜索了维也纳、华盛顿特区、以色列、南京和台北的档案。内战期间许多档案文件很难找到或已在战争期间丢失。那时大多数大屠杀文献都集中在纳粹在集中营中灭绝 600 万犹太人这一内容上，关于纳粹早期将犹太人驱逐出他们的领土、以及允许犹太人逃离的短暂窗口的记录很少。 当时只有两本书讲述逃往上海的犹太难民，但是内容都有缺憾且不完整。
此外，大多数人，包括学者，都不熟悉外交程序的复杂性，所以不了解外交官如何利用资源参与营救犹太人，也很难知晓我父亲在当时的特殊背景和情形下，如何把上海避难所变为现实。作为外交官的女儿，还原这些史实我是有优势的。
从一开始我认为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中国上海是如何成为犹太人的避难所的？ 这意味着需要找到当时的幸存者。但是没有人听说过上海签证，更没有人知道谁签发过上海签证或者上海签证有何用处，因为当时的上海并不需要任何入境证件就可以进入。
只有找到幸存者才可能回答这些问题。已过了六十多年，从哪里寻找幸存者呢？这无疑是大海捞针。在我寻找幸存者的过程中，还遇到了怀疑者和反对者，他们不相信中国外交官营救过犹太人，还认为即使有曾经帮助发放上海签证，也毫无意义。终于，通过不懈的坚持，在父亲去世一个月后，我陆续找到第一批接受过签证的幸存者。
渐渐地，故事的全貌开始浮现。父亲在其回忆录《外交生涯四十年》中写道：“自德奥合并后（1938年3月奥地利和德国合并），希魔逼迫犹太人的气焰日益高涨......（我）可尽力之处无不尽力，不知救活了多少犹太人。”
父亲是怎么尽力的，使用了什么手段？ 1938 年 3 月德奥合并引发了一场犹太难民危机，大多数西方国家及其外交代表都选择了置之不理。 纳粹当局制定了一项严厉的政策，将经济征用和强制驱逐相结合，开始在他们的领土上清除犹太人。
与其外交同行不同，父亲当时作为外交官面对两个障碍。一是祖国大部分地区在前一年被日本占领，日本占领者不承认中国外交官签发的入境文件，使入境中国变得困难；二是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不想危及与德国的关系，令父亲停止帮助犹太人。他为了营救犹太人违抗了这一命令。
父亲当时想出了一个巧妙的策略, 利用当时的一个漏洞来帮助犹太人。他使用标准入境签证，只发给了一个地方——中国上海。1937 年 8 月日本占领上海后，上海市其他外国租界不希望日本人接管港口，为他们带来“不便”。因此，这座城市的港口变得完全无人看管，任何人都可以不出示证件或护照进入。
父亲的“上海签证策略”为犹太难民提供了纳粹要求其离开其领土的“移民证明”，使被监禁的人可以从集中营中被解救出来，并为他们过境其他无法进入的国家提供了便利。 最重要的是，上海作为“最终目的地”创造了一个无障碍的避难所，1938 年和 1939 年约有 18,000 名欧洲犹太人逃往上海。
作为一名记者，经过二十多年的搜寻和查证，我终于能把父亲帮助营救犹太人的英勇事迹全面呈现在世人眼前。期间也经历了很多痛苦，主要来自于很多不准确、歪曲，捏造的信息与野史；争先恐后利用父亲的义举为自己牟利和抄袭我作品与材料的人。正如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曾经说过的：胜利有一千个父亲，失败是一个孤儿。”
在我父亲逝世 25 周年之际，我想借此机会澄清一些事实：
1. 当时的国民政府官方政策是要帮助犹太难民，发了命令给所有在国外的使团， 所以何凤山的行动只是从命， 不是义举。
至今没有看到该政策的文件证据。推动这叙述的学者将1938 年和 1939 年迅速变化的事件混为一谈， 并精心挑选了消息来源来附和臆测。 事实是1938年德奥合并后，父亲开始营救犹太人，当时中德关系已经急转直下而希特勒亲日。国民政府派了陈介副部长去柏林当大使挽救中德关系。陈大使怕反对希特勒反犹太人的政策，命令在维也纳的父亲停止帮助犹太人。父亲因抗命于1939年四月被记过。那时，国民政府看到中德关系没有好转的希望，于是在别处寻找盟友。当时立法院长孙科曾提议把云南变成一个犹太区，可是因为缺乏资金，没有实现， 犹太人还是逃亡上海避难。
2. 由于盖世太保包围了中国领事馆大楼，何凤山在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向犹太人发放签证。
任何做过适当的历史研究都知道，纳粹抢夺犹太人的第一个地方是维也纳的咖啡馆。 在其中一次搜查中，父亲本人被枪指着。另一方面，领事馆大楼受到日内瓦外交公约的保护，是获得签证最安全的地方。
3. 根据报纸采访，何风山在去世前就被一位学者“发现”了，这位学者在维也纳遇到的犹太幸存者时对方告诉他的。
后来我向这位学者追问消息来源时，他告诉我他已经“忘记了”。 事实上二战后，很少有犹太幸存者返回维也纳或欧洲。连拿到父亲发放签证的人都不知道他是谁，更不知道他的中文名字。
4. 2000 年，何凤山被联合国指定为“中国辛德勒”。
这个名号是媒体称呼的。 自从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上映以来，所有营救过犹太人的都被这样称呼。 我认为不合适。 我心中具备能力和才华的父亲更像是20 世纪的诸葛亮（公元 181-234 年）。
5. 何凤山的事件是从中国传播到西方的。
情况正好相反。 从1998 年起，通过出版物和展览，父亲的故事最开始是在西方传播。2000 年 2 月，《人民日报》记者章念生在斯德哥尔摩国际大屠杀论坛上采访了我，之后在《环球日报》发表一篇文章，父亲的故事才在中国广为人知。那年的下半年，父亲被以色列指定为“国际正义人士”后，这个故事传遍了全世界。
6.何风山2000年被以色列政府指定为“国际正义人士”是由于上海一位学者的催促之下和提供的有关材料。
以色列的大屠杀纪念馆 （Yad Vashem）对指定正义人士的每个案件进行严格的法律调查，不受任何外部影响。 我父亲的案子用了三年，根据我找到的许多幸存者的见证和其他官方文件加以调查核实。这些文件都不是由任何上海学者提供的。
7. 据报道，一位以色列总理称何风山“不仅是英雄，也不仅仅是天使，他是上帝”。
在犹太宗教传统中， 犹太人甚至不敢称“神”，更不会这样称呼一个人。
8. 以色列的一座石碑称何凤山为“不可忘的中国人”。
并没有这样的纪念碑。 迄今为止，以我父亲的名字命名的纪念碑是位于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的正义花园； 以色列外交部纪念正义外交官的墙；中国驻维也纳两栋原中国总领事馆大楼的纪念牌匾； 意大利米兰以父亲命名的小广场； 意大利米兰义人花园； 美国伊利诺伊州大屠杀纪念馆；以色列耶路撒冷男孩镇学校。
我是一名记者，一直实事求是。看到以上错误、夸大和捏造的报道，感到震惊。例如我坚持不愿给出父亲签发的签证总数，是因为无法计算。 这个确切的数字就连父亲自己也没有详细计算过。然而各种各样的猜测随机产生。在这段历史被全面还原后，签证的数目在我看来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父亲的行为成功帮助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
我深感自己真实还原和保护这段历史，是对父亲、对犹太幸存者，对父亲热爱的的祖国, 对历史的责任。渲染不实和不准确的报导只会有辱这一动人的故事和我父亲为中国历史留下的珍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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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曼礼没有跟随父亲的脚步选择外交生涯，而是选择了新闻业。 她曾就职《波士顿环球报》，是报道波士顿学校废除种族隔离危机而获得1975年普利策奖的记者组成员。1981年，她参与了《中国日报》创刊工作，是报社聘请的首批外籍专家之一，并继续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和《中国日报》美国版的推出等特殊活动期间的报纸工作。 二十年来，她一直在揭露和记录她父亲战时的历史，并正在写一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