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给李叔同写传或列传者，不下十余方家，由此可看出李叔同文化人格的魅力和生前身后留给人们的文化的热闹。但是，这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十余家版本的《李叔同传》或列传，无一版能深耕挖掘出李叔同“三界生命”高古的文化精神来。传者总是走不出李氏“一界生命”——“物质生命”日常生活的圈圈，连李氏“一界生命”的“物质生命”也没有“传好”。自然不会“传好”李氏的“二界生命”——“精神生命”，自然“传”不出李氏的“三界生命”——“灵魂生命”了。
近日读汪兆骞先生赠我的新著《李叔同传》，也终于使我在汪兆骞先生三月柳长莺飞般的文字行间里读到了一个不同于以往传记里的李叔同，一个有血有肉的李叔同，一个闪着文化精神辉泽的李叔同，一个灵魂高古的李叔同。
李文涛——李叔同——弘一法师。
是汪兆骞先生写《李叔同传》的一条最基本的线。在这条线上，汪兆骞先生尽情地泼墨、着色、皴擦、涂染，工笔细描、大小写意，将李叔同“三界生命”高古的文化精神一一地给我们展现。
以这条线为轴，汪兆骞先生有意地将李叔同”三界生命”的自然阶段，从生活中分解出来，以“风华才子”和“云水高僧”二卷架构，筑成了《李叔同传》的巍巍大厦。
从这两卷的笔墨安排看，第一卷“风华才子”以七章的篇幅、五分之二的文字，写尽了李文涛——李叔同的优渥的生活与才艺：诗词歌赋、丹青书法、文章篆刻、音乐话剧、经史子集、师表挚友、性与情、爱与恨、血与泪。
让我们还是跟着汪兆骞先生走进他以曹雪芹的笔意描绘出的李文涛幼年生活的那个“进士第”庞大的院落吧。
”这是一座经历一百多年风雨的清代风格建筑，宅院是‘田’字形，计有各种房舍六十余间，每个院落分南北两部分，各部又都有前后院。宅院沿街而建，坐西朝东。大门为‘虎座’门楼，磨砖对缝，有极精致的‘百寿’镂刻砖雕镶在门楣之上。迎面有砖刻照壁，造型典雅。门楼南侧为厅房，‘进士第’‘文元’两方大匾分别高悬门楼前和过道内，颇为醒目。具官宦气象和书香典雅。
进得大门，前四合院，迎面有两座砖砌垂花门，院内有相对的南北房各三间，东西房各五间。其前脸有‘渔樵耕读’木质结构装饰。院子宽敞，右侧为一小花园，有一木架，上爬满藤萝，四周用竹篱围起，筱楼(李叔同的父亲)取名‘意园’。”
汪兆骞先生把”进士第”这座庞大的院落作为道具，用工笔重彩细绘，意在把李文涛优渥生活的“物质生命”尽然地亮相给我们。为此，省却了很多的笔墨。
而汪兆骞先生随手拈来、随心所欲的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纵横恣意，将彼情彼景天衣无缝地移到此情此景里。
如李文涛十八岁时，她母亲王氏与他有一段关于给他提亲的对话：
文涛忙说：“古诗说‘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远而有光者，饰也，近而逾明者，学’。孩儿趁年轻还是再多读些书吧。”
王氏：“你还是见见俞姑娘吧，秦观的《鹊桥仙》说得好，‘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类似于此的引经据典，我们随手翻翻书就会跑到我们的眼底来。由此把 “ 进士第 ” 门内的书香典雅尽情的展现，为李文涛从”物质生命”到”精神生命”的质变积累着量变的储备。
在这样的人文文化环境中，李文涛终也完成了由“物质生命”向“精神生命”的质变。质变的心路历程，读者尽可到书中去悟、去感、去找。
从此，李文涛的背影与我们渐远，而李叔同向我们迎面走来。
汪兆骞先生的笔下始终滚动着丝丝悲戚理想的浪漫来，犹如宣纸上的笔墨慢慢地浸洇向四处，而尽情地倾洒。使人心底流泪、流血。
读汪兆骞先生的第二卷——九章的篇幅、五分之三的文字“云水高僧”时，尤有骨感。
这一卷文字的内外，也是全书最精彩的。
在读这一卷的时候，我的心底不是在流泪，而是在流血。一直跟着文字的节奏、伴着弘一法师的脚步走着，流着血。直到血流尽的时候，我的灵魂也得到了净化。
“雪子：
我的决定出家，目前已在事务上向有关人们交代清楚了。现在你已经考虑了两个多月，如果你认为我做得对，请你告诉我！．．．．．．这在我，并非寡情绝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唯一不同的，我为了那更永远、更艰难的佛道历程，我不仅放下了你，雪子！我也放下了世间的一切已享有的名誉、艺术的成就、遗产的继承．．．．．．雪子！永别了。”
这是李叔同出家前和他最爱的妻子雪子的通信。
读着这样的信，雪子只有一个要求：在”将来”能来杭州看望一次她深爱着的”三郎”。雪子没有等到“将来”，在受伤感情的万般无奈中，临回故乡日本前，特意从上海坐火车到杭州定慧寺来和弘一法师告别，见他最后一面。但却被弘一法师以“出家不久，恐业力牵绊，断失佛心，如再存夫妻之情，岂不佛心不纯”拒见后。汪兆骞先生是这样写来的：
“雪子默默地走着，竟然如梦如幻地想起杭州西湖那个薄雾的傍晚，已身怀六甲的她，请求叔同不要抛弃一直相爱的人出家当和尚。(一句”三郎”刚出口)李叔同神色平静地对她双手合十：‘我已剃度出家，请叫我弘一。’．．．．．．湖上的雾越来越浓，雪子绝望地站在船头，哭的凄切，‘悲茄哀角不堪听’，岸上的李叔同，一直双手合十，不动声色．．．．．．”
是为雪子而下泪呢？还是为弘一法师高古的“灵魂生命”而泣血？
汪兆骞先生的文字中总是能找到一个点，把人们的感情撬动。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悲欣交集。”烈日下，那个衣着灰麻布衣长衫，脚穿黑布鞋，戴着草帽瘦高羸弱的身影，渐渐远去，消失在远山中。这位20世纪初星光闪烁的艺术家，中国现代艺术启蒙的先驱者，由风华才子成为云水高僧。
李叔同完成了“精神生命”向弘一法师“灵魂生命”的髓变。
除上之外，汪版《李叔同传》不同于其它版本还有如下显著的特点，
一是强烈的书卷气。体现在汪兆骞先生诗一样的语言文字中，更因了汪兆骞先生的博学，支撑起他独有的充满悲性理想的浪漫文字的殿堂。
二是客观、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汪兆骞先生在这部书的《跋》中说：“要再现人物的本真面貌和精气神，最忌讳猜测、妄腾口说，要‘求个与人不同处’，写出独特的‘这一个’。”在探究李叔同为何要出家这个难解的谜团时，汪兆骞先生不唯尊，不唯上，在否定了丰子恺的“艺术升华宗教”论，陈星的“人格圆满”论，李鸿梁的“济世”论，邓经武的“厌世”论，田涛的“社会责任意识”论，钱仁康的“因缘”说等观点后，通过对李叔同人生经历的梳理，得出了“理想”论。这一观点，尽管还有待科学的完善。
还有一点是其他版本不具备的。幼年时的他与李叔同结缘天津的文化情结。从汪兆骞先生上小学的二十六小的校门往北不远，就是李叔同的故居，且有李叔同远亲叔侄二人为同班同学。其童年生活的天津意奥租界别墅的家，离李叔同故居也很近。那座高悬“进士第”匾的大宅院，就成了汪兆骞先生童年的乐园。有关与李叔同的天津童缘，汪兆骞先生在他的《别来沧海事》那部书中也有着详尽的描述。
我不再多说，让我们到汪兆骞先生彰显着扑面而来的豪华贵族气的文字中去寻找吧。
（牧夫 二0二二年十月二十日于北京一苇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