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八世纪的周朝，中国人就知道异常天气可以导致疫病流行。

秦汉时代《黄帝内经》《素问．刺法论篇》中指出：“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相染者，正气内存，邪不可干，避其毒气。”

东汉末年，张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主要针对传染病治疗。

据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的中医教授王玉光的研究考证，该书中所描述的大多数疾病，都属于现代医学的烈性传染病，比如鼠疫，霍乱，肾综合征出血热等，当然也包括流行性感冒。

明末清初，吴又可编著了急性传染病专著《温疫论》，提出“戾气”病因学说，强调病从口鼻而入，“夫瘟疫之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温，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瘟疫论﹒原病》说：“疫者，感天地之疠气…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即病，邪从口鼻而入。”

中医高度重视传染病预防：

1. 保持人体正气，是预防传染病的关键，《内经》云“正气内存，邪不可干”。

2. 中医学认为急性传染病多属“秽浊”。因此不随地吐痰，室内勤通风，讲卫生，爱清洁是预防传染病的重要措施。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指出：“常习不唾地”。清代余伯涛在《鼠疫抉微.避疫论》指出：“避之之法，厅堂房屋，洒扫光明，厨房沟渠，整理清净，房内窗户，通风透气”。

3. 药物预防。《内经》《素问.刺法论》谓“于雨水日后，三浴以药泄汗。又一法小金丹法…...服十粒，无疫干也”；明吴又可《瘟疫论》提出：“闻邻里染疫，宜用贯仲置水缸内浸，用此水造饮食，亦能避瘟不染“。

4. 重视隔离。《素问.刺法论》中“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天牝意指鼻道，避免通过口鼻呼吸道接触毒气。

中医治疗传染病方面，仅举一例，可见其辉煌灿烂！

1954-1955年，北京、河南、河北、江苏等多地出现乙脑疫情。患者们像往常一样高烧、神昏、抽搐，医师们也像往常一样重复地补液、退热、抗惊厥；条件稍好的则予以磺胺剂、链霉素、青霉素或氯霉素，尽管这些治疗方法早已被证明是徒劳；极个别地区有机会尝试血浆疗法，除此之外无计可施——这在过去几年中已经成为“例行节目”。

在此背景下，石家庄卫生部门抛弃成见，坚决实行“团结中西医”政策，吸收中医医师参加各医院的临床工作，包括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

1955年，卫生部的工作人员照常收集整理各地医疗部门的数据，当他们翻阅石家庄的传染病报告时，目光立刻被该市传染病院的一组数字吸引：收治乙脑患者34人，其中极重型占半数以上，无一死亡。

34人，说多不多，说少不少。用“病死率乘以34”的算法固然是过于粗暴不科学，但34人无一死亡，实在是大大超出了当时全国上下、乃至世界的认知，更遑论其中半数以上属极重型。

消息一出当即引起了轩然大波，既有欢呼雀跃奔走相告者，也不乏嗤之以鼻、认定是“假消息”甚至是“政治正确”之人。

幸运的是，在人民生命健康的问题上，中央没有拘泥于既有医学观念，更没有陷入“要科学还是要中医”、“讲科学还是讲政治”的假两难谬误中，而是坚定不移地贯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精神。

中央政府先后于1955年初和8月分别派出专家组到石家庄实地考察，其中第二次考察正值高发期，石家庄传染病院在当年7月4日至8月22日间陆续收治了20名乙脑患者，内含重型8人、极重型9人，成功治愈17人，死亡3人，粗算死亡率15%。死亡的3名患者中，一人死于既往慢性中耳炎急性发作引起的败血症，一人因送院太迟，入院后不久即宣告不治，若除去这两例，死亡率则更低至5.6%。

为进一步确认这20名患者所患的是乙脑，专家组不仅与参加救治的中医和西医医师谈话、检阅相关病历，还重点关注了诊断依据——上述患者全部出现明显巴氏征、布氏征、颈强直等神经系统阳性体征，实验室检验显示脑脊液蛋白阳性、葡萄糖升高，表明这20名患者所患的疾病正是乙型脑炎，并且17名存活的患者均被彻底治愈，未留下后遗症。

经过考察，专家组肯定了中医治疗乙脑的疗效，并确定了1954年该市中医治疗乙脑的报告是可靠的。

其中发挥关键治疗作用的中药方剂就是“白虎汤”化裁。

（作者系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博士后 徐光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