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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如何抵抗传染病
说天下
2022年12月12日

公元前八世纪的周朝,中国人就知道异常天气可以导致疫病流行。

秦汉时代《黄帝内经》《素问.刺法论篇》中指出:“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相染者,正气内存,邪不可干,避其毒气。”

东汉末年,张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主要针对传染病治疗。

据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的中医教授王玉光的研究考证,该书中所描述的大多数疾病,都属于现代医学的烈性传染病,比如鼠疫,霍乱,肾综合征出血热等,当然也包括流行性感冒。

明末清初,吴又可编著了急性传染病专著《温疫论》,提出“戾气”病因学说,强调病从口鼻而入,“夫瘟疫之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温,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瘟疫论﹒原病》说:“疫者,感天地之疠气…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即病,邪从口鼻而入。”

中医高度重视传染病预防:

1. 保持人体正气,是预防传染病的关键,《内经》云“正气内存,邪不可干”。

2. 中医学认为急性传染病多属“秽浊”。因此不随地吐痰,室内勤通风,讲卫生,爱清洁是预防传染病的重要措施。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指出:“常习不唾地”。清代余伯涛在《鼠疫抉微.避疫论》指出:“避之之法,厅堂房屋,洒扫光明,厨房沟渠,整理清净,房内窗户,通风透气”。

3. 药物预防。《内经》《素问.刺法论》谓“于雨水日后,三浴以药泄汗。又一法小金丹法…...服十粒,无疫干也”;明吴又可《瘟疫论》提出:“闻邻里染疫,宜用贯仲置水缸内浸,用此水造饮食,亦能避瘟不染“。

4. 重视隔离。《素问.刺法论》中“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天牝意指鼻道,避免通过口鼻呼吸道接触毒气。

中医治疗传染病方面,仅举一例,可见其辉煌灿烂!

1954-1955年,北京、河南、河北、江苏等多地出现乙脑疫情。患者们像往常一样高烧、神昏、抽搐,医师们也像往常一样重复地补液、退热、抗惊厥;条件稍好的则予以磺胺剂、链霉素、青霉素或氯霉素,尽管这些治疗方法早已被证明是徒劳;极个别地区有机会尝试血浆疗法,除此之外无计可施——这在过去几年中已经成为“例行节目”。

在此背景下,石家庄卫生部门抛弃成见,坚决实行“团结中西医”政策,吸收中医医师参加各医院的临床工作,包括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

1955年,卫生部的工作人员照常收集整理各地医疗部门的数据,当他们翻阅石家庄的传染病报告时,目光立刻被该市传染病院的一组数字吸引:收治乙脑患者34人,其中极重型占半数以上,无一死亡。

34人,说多不多,说少不少。用“病死率乘以34”的算法固然是过于粗暴不科学,但34人无一死亡,实在是大大超出了当时全国上下、乃至世界的认知,更遑论其中半数以上属极重型。

消息一出当即引起了轩然大波,既有欢呼雀跃奔走相告者,也不乏嗤之以鼻、认定是“假消息”甚至是“政治正确”之人。

幸运的是,在人民生命健康的问题上,中央没有拘泥于既有医学观念,更没有陷入“要科学还是要中医”、“讲科学还是讲政治”的假两难谬误中,而是坚定不移地贯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精神。

中央政府先后于1955年初和8月分别派出专家组到石家庄实地考察,其中第二次考察正值高发期,石家庄传染病院在当年7月4日至8月22日间陆续收治了20名乙脑患者,内含重型8人、极重型9人,成功治愈17人,死亡3人,粗算死亡率15%。死亡的3名患者中,一人死于既往慢性中耳炎急性发作引起的败血症,一人因送院太迟,入院后不久即宣告不治,若除去这两例,死亡率则更低至5.6%。

为进一步确认这20名患者所患的是乙脑,专家组不仅与参加救治的中医和西医医师谈话、检阅相关病历,还重点关注了诊断依据——上述患者全部出现明显巴氏征、布氏征、颈强直等神经系统阳性体征,实验室检验显示脑脊液蛋白阳性、葡萄糖升高,表明这20名患者所患的疾病正是乙型脑炎,并且17名存活的患者均被彻底治愈,未留下后遗症。

经过考察,专家组肯定了中医治疗乙脑的疗效,并确定了1954年该市中医治疗乙脑的报告是可靠的。

其中发挥关键治疗作用的中药方剂就是“白虎汤”化裁。

(作者系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博士后 徐光福)

【责任编辑:许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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