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新年贺词中有一句“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意思是向最难之处攻坚，追求最远大的目标。它出自苏轼的《思治论》。宋嘉祐六年(1061)八月，宋仁宗在崇政殿主持“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制举殿试，福昌县主簿苏轼、渑池县主簿苏辙兄弟二人同考。苏轼第三等、苏辙第四等稍次。这一不定期的制科考试，比科举考试更为繁琐、严谨而重要。朝臣推荐参加预试之后，再由皇帝亲自出题应试。在制科考试的长期准备中，苏轼研究分析大量前朝兴亡案例，应制科考试所作的文章，“深言当世之务”，代表了他的政治主张，基本形成一套治国理论体系。这年十二月，苏轼到任秦凤路凤翔府（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为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相当于地州一级政法部门办公室负责人，并需实际审理案件。在基层大量诉讼纠纷审理实践中，他深悟百姓的苦难与不公，体会到执政要以民生为本、安邦要以制度为要、治平要以革新为首。两年后，苏轼写下《思治论》，原文约2300字。时年26周岁的苏轼，在这里写出这样一篇深刻论述巩固国家政权必须有远大目标规划，并且注重通过制度、程式建设克难攻坚的文章，不是偶然的。

苏轼在《思治论》中开宗明义，痛陈政弊：“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唯其不成，是以厌之而愈不立也……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于不立也。苟立而成矣。”开始没有好的顶层设计，最后没有好的结果。事业不成，错误就在于初期没有很好地制订制度和设立规则。如果事先设计好这些制度和规则，事业成功就有了保障。

苏轼在回顾“澶渊之盟”对国家造成的伤害与产生的教训之后，明确提出：“夫所贵于立者，以其规摹先定也。”事先定好制度和程式，这样才能保证国事治平，昌盛持久。苏轼认为：“古之君子，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故其应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他强调，先定好制度和程式，而后才着手实施，这样才能顺应规律，获得成就。苏轼着重介绍了齐鲁之治：“昔者太公治齐，周公治鲁，至于数十世之后，子孙之强弱，风俗之好恶，皆可得而逆知之。何者？其所施专一，则其势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为政而至于霸，其所施设，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数十代人之后，国民强弱、风俗好坏，早就可以预料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制度和程式设计正确，执行专一，正确的力量可以发挥出来。管仲为相，辅助齐桓公，从创业之初，到成就霸业，制度和程式是科学的，能够成功，都知道是必然的。这些治国理念，今天也是可以学习借鉴的。

苏轼《思治论》，总结回顾前朝经验教训，针对北宋政权存在的严重问题，提出了许多改革主张，而至关重要的，还是先定好制度和程式：“凡今之所谓新政者，听其始之议论，岂不甚美而可乐哉。然而布出于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终。何则？其规摹不先定也。”苏轼批评朝廷一些所谓新政，开始的议论，十分美好，但公诸于世，最后不了了之。原因就在于没有事先确定好制度与程式，制度建设和治理体系完善方面，没有事先做好。苏轼分析了许多人之常情，“所以多故而易败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贼之”，揭露个人因为一己之私利而往往破坏制度的坏毛病，进而深刻剖析一些所谓美好的新政最后“不知其所终”的原因：“用舍系于好恶，而废兴决于众寡。故万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废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顾者有之矣。”如果没有事先确定好的制度和程式，没有事先严谨的谋划与严格的执行，做事仅取决于感情好恶，进退全凭着人数多少作决定。这样，即使是万全良策，因为一点小的不方便，就会报废；千秋大业的隐患，因为局部利益而毫不顾及，这样的危险都是可能发生的。因此，苏轼在文章中明确提出：“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先定者，可以谋人。不先定者，自谋常不给，而况于谋人乎！”提倡要先立规矩后办事：先定好制度规则，可以规范和谋求他人；不先定好制度规则，自己也不能管好自己，何况去要求别人！

在这些回顾、分析、批判和论证的基础上，苏轼指出：“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且非特圣人而已。”向至高至难的境界攻坚，谋求实现最远大的目标。原因就在这里，胜利者有什么非凡的法宝么？又不是什么特别的圣人王者。只有一条路，即：向最难之处攻坚，追求最远大的目标。

面对百年未遇之大变局，面对新的一百年的战略目标，我们的确需要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的志向和谋略。“向最难之处攻坚，追求最远大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和领略“无限风光在险峰”的美好蓝图，把宏伟目标变为美好现实。

（作者：李公羽，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秘书长，海南省苏学研究会理事长，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