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最近关于日本失去30年的讨论盛行，针对日本到底有没有失去30年？造成失去30年的原因是什么？对中国有哪些借鉴？众说纷纭。2023年6月东京经济大学周牧之教授在上海做了一场关于这个主题的讲演，系统地阐述了日本如何错过摩尔定律驱动时代的繁荣，全新论述让人耳目一新。在讲演的第四部分着重分析中日两国经济的差异，对比了两国国运的消长。
1.中日经济的同与异
回到与傅高义的对谈，其中有一个比较中日经济同与异的话题。当时我讲所谓 “同”，是指中日两国经济都是靠出口和城市化崛起的；所谓的“异”是指中国依靠的是全球供应链，而日本凭借的是全套型产业链。
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解释亚洲新工业化的。二战以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虽然获得了独立，但都没有办法成功实现工业化，发展中国家进行的工业化摸索和尝试大都失败。直到1980年代，亚洲四小龙突然冲出来，实现了出口带动的工业化。
四小龙现象在国际上引发了许多解释和争论，有说是因为都是儒教国家和地区的，有说是因为搞了开发独裁的……，一时间众说纷纭。因为我是工科出身再学经济的，注重从工学背景来研究这个问题，提出了三个角度的解释。
第一个是机械电子革命。随着半导体技术在摩尔定律下的演进，通过信息技术和机械技术的结合，可以把工业化需要的很多技术元素都凝练到设备中去，大幅度压缩工业化进程。我在大学毕业后参与了建国以后最大的工程，宝钢二期建设，负责自控成套设备。亲身经历了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设备，如何快速地实现工业化。这是过去一个没有的工业化条件，对此我在博士论文中把机械和电子两个词合成“机械电子”一个词，并冠以“革命” 二字来强调它的重要性。博士论文的题目以及后来出版时的书名都是《机械电子革命与新国际分工》。
第二个是电子产业的高速发展。电子产业和电气产业是不同的，电气产业是生产与能量转换有关机器设备的产业，而电子产业是生产与信息有关机器设备的产业。电子产业的核心元素是半导体，1980年代在摩尔定律的催动下电子产业进入爆发期，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产业。我当时的研究发现，电子产业的布局特性与重化工产业完全不同，它从一开始就趋向全球性布局。正是这个特性使电子产业成为亚洲新工业化的主导产业。
第三个是模块生产方式带来的供应链变革。当年IBM为了追赶乔布斯开发的苹果电脑推出了模块生产方式，把个人电脑的设计规则向全球公开。软件也好，硬件也好，厂家只要遵循IBM公开的设计规则就可以参与到电脑生产的供应链中去。这是一次巨大的变革，完全改变了整个的工业生产的机制。随着这种生产方式在全工业领域的普及，发展中国家能够比较容易地参与到供应链中去，供应链也变得越来越全球化。
而日本制造业供应链的特性正好相反。以汽车制造为例，日本是由整车企业与从一级N级的零部件供应商构成的金字塔型分工体系。整车企业与这些供应商之间需要有技术的、人际关系的，资本关系的长期磨合，是一种相当封闭的体系。学术上把这种供应链称之为全套型供应链。
2． 摩尔定律驱动全球化发展
模块生产方式下开放的全球供应链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不曾有过的机遇，电子产业爆发性发展更是为全球新的产业布局推波助澜。正是综合了这些逻辑，我们才会在20多年前推断将会在珠三角、长三角形成全球最大的新型产业集聚，它的背后一定会成长出大城市群。
2007年我写了一本《中国经济论》，第二年翻译成中文在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用机械电子革命、电子产业高速发展、模块生产方式、全球供应链来解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坚信摩尔定律下持续发展的半导体算力在驱动人类分工与全球贸易的发展，这是现代全球化的根本。
今天将摩尔定律下半导体算力的演进与全球贸易的发展做一个比较，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呈现高度的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在半导体发展的驱动下，全球分工越来越紧密，贸易往来越来越巨大，这是今天全球化逻辑的本质。
中国是这一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也成为了最大的推手，这是中国经济发展逻辑的本质。相反，面对过去几十年波澜壮阔的全球化浪潮，日本明显没有跟上时代。
更重要的是，今天中国新兴的科创企业与日本的老牌企业不是同一个物种。
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中国经济不可能重复“日本失去的30年”。
3.能不能拥抱全球化是关键
回到与武田信二和铃木正俊的三人讨论，谈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全球上映的电影中，超过1亿美元制作成本投资的不到5%，而这些大片却创造了51%的票房。这个现象说明又要低成本制作，又要有票房，是小概率事件。当然不是没有奇迹，但奇迹不一定要能够持续。
那么谁才能投超过一亿美元的大制作呢？一定得是有国际市场整合能力的企业。大制作影片最多的是迪士尼，它有极强的国际市场整合能力。相反，日本从来没有一部电影的制作成本超过一亿美元，也很少有以国际市场为前提的影视制作。
我们开这个研讨会的时候，有部韩剧《爱的迫降》在日本火得一塌糊涂，它是由韩国龙工作室制作的。这家公司2016年才成立，专门为奈飞制作内容。依靠奈飞这个全球性的流媒体平台，今天龙工作室的电视剧出口额是整个日本的8倍。
在日本电视剧领域，投入最大的是NHK的历史剧，一部片子的预算今天大概只有龙工作室的二十分之一。
这个现象说明，只有以国际市场为前提才能有大回报，才能搞得起大制作，这是一个循环。
武田先生的TBS虽然能够制作出像《半泽直树》这样爆红的电视剧，但是如果不去积极攻略国际市场，不去拥抱全球化，潜力是不能完全发挥出来的。
遗憾的是在过去的30多年，保守的日本企业正是缺乏这种拥抱全球化的能力。
4.中国三个30年 VS日本两个30年
2010年，我与杨伟民先生合编了一本名为《第三个三十年》的书，把新中国的发展从1949年到2009年划分成两个30年来总结，并且展望了2010年开启的第三个30年。这种以30年为单位来分段分析新中国历史的方法可能有人比我们做得更早，但我至今还没有发现。当然今天这个分段法已经被普遍使用了。
以 1990年为界，把日本也划分成两个30年，可以看到在从1960年到1990年这个前30年里，日本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从5.4%，上升到了10%。然而在从1990年到2020年这个后30年里，日本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从10%，下降到了5%。
在后30年里，日本政府不是没有作为，为了刺激经济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做到了极致。
为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日本不断发债借钱，把国债与GDP的比例提高到了261%，成为发达国家中负债率最高的国家。货币政策更是一再宽松，从低利率干到零利率，甚至干到负利率。更加奇葩的是，日本银行为了支持国债，作为发行货币的央行竟然不惜自己大量购入国债，不仅买走了新发国债的70%，还持有市面上一半的国债。更有甚者，为了撑起股市，日本银行大量购入股票，成为日本股票市场最大的单一买家。
然而，即使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冒着极高的国家债务风险和货币风险推出了这些超常规刺激政策，也没有能够激发起日本经济的活力。可见小选区、消费税、去风险思维这三大毒素的危害之深。
在近现代史上，中国和日本的国运往往正好相反。在新中国的第一个30年，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从5.2%，下降到1.7%。在第二个30年，改革开放将中国的占比提升到9.2%，今天这个比重更是达到了18.2%。中国的经济体量应该很快就会达到日本的4倍。
如果把时间尺度放得更大一点，可以看到从鸦片战争前的1800年，中国在全球经济的占比高达33%，日本是3.6%。1990年，日本同占比达到10%的最高值，而中国的同占比却跌落到最低谷的1.7%。以这一年为拐点，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持续上扬，相反日本的占比持续跌落，这个趋势持续至今。
5.中国是风险还是机会？
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这是一份今天日本最需要宏观想象力的考题。
今年5月在广岛召开的G7峰会，面对中国经济的崛起达成了所谓“去风险”共识，竟然把去风险思维扩展到了对华关系领域。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反复强调去风险思维危害性的原因之一。
这些年我一直跟日本的朋友们讲中国不是日本的风险，而是日本最大的机会，要是把中国这个机会都错失掉，日本经济就真的就万劫不复了。
最后我再讲一个故事收尾。今天会场这个大楼旁边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大家可能都去过，曾经是中国最高的大厦。这栋大楼是日本森大厦投资建造的。森稔社长和他父亲一起创建了这家公司，他父亲也曾经在东京经济大学读过书、教过书。森稔先生不仅对城市发展极具想象力，同时对中国的发展也充满信心。浦东开发之初，在赵启正先生的动员下，森稔先生决定投巨资在浦东建这座楼。当时的压力非常大，很多人劝他不要在中国投这么大的资产，但他笃定中国的发展前景，熬过了建设期间的各种干扰和风波。
2009年11月18日，在上海金融中心的开业论坛上，我与森稔先生、和曾经担任小泉内阁经济政策掌门人的竹中平藏先生一起同台讨论和展望了亚洲城市发展的未来。开业当时正好撞上美国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风雨飘摇之际，大量的国际客户退约，可谓是压力山大。但森稔先生还是赌对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快就扭转了局面，这栋大楼现在成为了他们公司的大摇钱树。
这个故事也说明，中国对日本来讲是大机遇。日本的政界、产业界如果还不能具备足够的宏观想象力认清这个现实，对日本而言是非常不幸的。
当然目前日本经济还很殷实，社会还很稳定，老百姓的日子还算安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