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又是一年。”

每到元旦来临，人们几乎都要发出这样的由衷感慨吧。

元旦是世界级的节日，其流行之广，影响之大，规格之高，甚至不亚于中国的旧历年与西方的圣诞节。

能够将时间像里程一样准确地把握，是人类智力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在人类的时间观念中，“年”的概念，又是最重要的。

首先，“年”是大跨度的时间概念，包括360多天，没有一定的观察力、想象力、判断力，是很难把握的。

其次，“年”是周而复始的，无限延续的，由此使历史记忆和叙述成为可能。如果没有“年”的概念，那么，整个人类的历史将变成一本糊涂账，文明又从何谈起?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形成以“年”为单位的时间概念，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

根据世界通用历法，每年公历的1月1日，作为新年的第一天，被国际上大多数国家，设为法定假日，同时还会举行规模不等、形式各异的庆祝活动，以总结过去的成绩，迎接新的一年。

庆元旦  迎新年

那么这公历新年是怎么来的呢?   

公历纪年，又称基督纪年，是将耶稣诞生之年，作为公历元年，也就是公元1年。此前的岁月，称为公元前某年。事实上，这是在耶稣死后五百多年，在基督教影响日益强大的背景下，由一位叫狄奥尼西的教士提出来的。据他推算，耶稣诞生在古罗马的狄奥克列颠纪元之前284年。他推算的究竟对不对，似乎也没人愿意深究。他的主张得到了教会的大力支持，于是这一年就成了公元元年，并借助教会的影响力，在世界各地得到推广。时至今日，全世界都接受了这一纪年方式。

我们日常说的“元旦”，在许多英语国家，称之为NewYear'sDay(新年的第一天)。这实在算不上一个名称。就像是说“爸爸的哥哥”，想来想去，还是不如“伯父”两个字言简意赅。

元旦，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还是我国对这一天的称谓最有诗意。

一年当中，“元旦”是一个最重要的时间节点。

“元”者，一年之始也。“旦”者，一日之初也。从字面上说，“元旦”就是新年第一天的早晨。引导想象的坐标，比NewYear'sDay更真切。它标志着一个新的起点，新的开端，充满生机，充满机遇，给人鼓舞，给人力量。

在中国的象形文字中，“旦”字是上边一个圆圈代表太阳，下边一条横线代表地平线。

太阳恍如一个朝气蓬勃的少年，从一堵院墙后面，微笑着走出来。

一个汉字就是一幅画。形象，漂亮。

“元旦”两个字，作为事物的名称，比较权威的说法是：“颛帝以孟春正月为元，其时正朔元旦之春。”

“颛帝”说的是上古历书《颛帝历》。这部历书把春季的正月称为“元”，把正月的初一日称为“旦”。此时也还是“元”和“旦”，并不是“元旦”。但是它们毕竟已经“在一起”了，就算是一个草案吧。

到了南北朝时候，萧子云的《介雅》诗中有“四季新元旦，万寿初春朝”两句，表述“正月初一”这个时间节点的名词被正式使用，成为千秋定案。

《介雅》是古乐府里面的诗歌体裁，多用于礼仪过程中的祝贺，曲调格式比较固定。萧子云出身南齐王室，精通文史，书法名声远播海外。因此他的诗句，更容易被文史界援引借用。

现代人如果仅从字面上理解古汉语的意蕴，就会有一种误解，以为中国的元旦，比西方的元旦早出四五千年。

其实古时候所说的元旦，与我国现代汉语里的元旦，内涵并不等同。古汉语里的元旦，一般是指我国农历的正月初一。平常大家都知道年初一，而称这一天为元旦的情形，在现实生活里是很罕见的。也许是因为太文太雅，所以并未流行起来。

在汉武帝以前，中国的《夏历》，关于正月初一具体在哪一天，历代的计算方法也不一致。从汉武帝开始，规定孟喜月(元月)为正月，把孟喜月的第一天(夏历的正月初一)确定为一年之始，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

1912年1月13日，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又规定阳历(公历)1月1日为“新年”，但不叫“元旦”。1914年1月，袁世凯批复民国政府内务部的呈文，批准“元旦为春节”。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传统农历年初一被官方正式易名为“春节”，传统的“元旦”“新年”名称，送给了公历的1月1日。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年采用公元纪年法”，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阳历。

为了区别农历和阳历两个新年，又鉴于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恰在农历新年的前后，因此便把农历正月初一称为“春节”，阳历1月1日定为“元旦”。

两头兼顾，名正言顺，从此元旦成为全国人民与全世界同庆的欢乐节日。

在我国，元旦这个节日，不张扬，却很显著。

仿佛一个季节的力量，旗帜鲜明，款款而来。

这是我成年之后，逐渐意识到的。

无论是只有收音机的年代，还是电子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无论是看报纸，还是看手机，每当元旦来临，人们最关注的，首先是两件事：国家领导人的新年贺词，和《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

这两件事标志着国家与民族的动态，以及未来走向，如此重大而又珍贵的内容，是春节无法相比的。

在我的童年时代，乡村生活中，对元旦无从了解，没什么深刻印象。但是对“阳历年”这三个字，却很敏感。

因为每年的冬季，到了差不多的时候，父母总会说：“明天就是阳历年了”。

我总觉得这句话里面，还有一层言外之意：距离过大年没几天了，杀猪包饺子，点灯笼放鞭炮，指日可待了。

对于一部分人而言，元旦或许只是个时间的节点，经由它，指向令人喜悦的不久的将来。但是，对于大多数城市居民而言，特别是公职人员，元旦的意味，就格外郑重。

在元旦这天，到别人家里做客，你可以观察接待的规格，就很容易分得出，谁家有人在企事业单位上班。尤其是国家干部，都会把元旦真心当做节日来庆贺。

回想青年时代，记忆最深的，是在雪花飞舞的月末，一年将尽的一两天，腋下夹着一卷挂历，去看望亲戚朋友。或者是腋下夹着一卷挂历，心情愉快地，走亲访友归来。

总之一路走过，随处可见机关单位门口，悬挂着的彩旗和大红灯笼。我觉得，这是国家的表情，向人们展示着亲切的微笑。

相互馈赠挂历的风气，一度非常流行。挂历越做越精美，波及范围越来越大。以至于成为不得不走的形式，有一种被“裹挟”的感觉。最初的美好，几乎荡然无存。

可不可以改在春节送挂历呢?当然是不可以的。

因为我国农历春节已经是公历的2月份前后了，两页挂历，不得不直接翻过去，这是很可惜的。

另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新年之后送挂历，形同“雨后送伞”，会让人笑话的。

据考证，挂历的雏形，是古罗马时代放高利贷者的催账单，上面记的是某某人的借款数目、利息多少以及还款日期。

十九世纪末，在香港出现了以商业宣传为目的的“月份牌”。这才是现代挂历的真正源头。

可是谁能想得到，它会在一百年后风靡大陆三十年。

贺年文化的另一个重要形式是贺年卡。

说起来，贺年卡的风行，要比挂历早得多。

过去，很多大学生甚至中小学生，每到新年将至，都会自己动手制作一些贺年的卡片，图文并茂，送给要好的同学。

收到的人自然非常高兴，赠送的人也很开心。

从贺年卡上的图画、格言、诗词中，往往可以解读出对方的美好寓意，这是值得永久珍藏的礼物。

这种一年一度的贺卡潮，记录着青少年心灵成长的脚步。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段难忘的美好的回忆。

前几天回农村老家，和一位当了镇长的高中同学聊天，他很有感慨地说，当年上大学时收到的第一张贺年卡就是我寄给他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一种新的贺年文化又异军突起，这就是手机微信。年轻人从狂欢夜开始，直至元旦，几乎整天捧着手机不放，许多不年轻的人，其实也很难免俗。你来我往，忙得不亦乐乎。    

贺卡和挂历已经很少有人买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发展，这就是进步。

我一直觉得春节的信号是休闲，元旦的信号是行动。

从今天官方的定位来看，元旦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虽然鲁迅说过“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这样的话，但那是指民俗而言的。若从政治、经济等重要社会领域来说，公历的元旦，才是一年当中真正具有广泛意义的时间坐标原点。

全世界都在这一天进入一个新的年度。因此可以说，公历元旦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时间标杆”。

我们现在常说“全球化”，“全球化”不是现在才有的，世界各国先后采用公历纪年，就已经是全球化的开端。

说起中国人的开放观念，一般认为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其实细加思考也不妨说，从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以公元纪年的那一天起，我们就已经开始面向世界、接纳世界、走向世界了。    

这也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和世界胸怀。

中国人是念旧的。

对旧物故人往事，往往寄情深厚。新事物，旧事物，只要关联起来，就容易被接纳。无论以何种方式，只要关联起来，便能欣然接受。    

我们的国家，提倡新事物，也尊重旧风俗，文化的同生并重，使得从前的双轨年，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进步，也在慢慢合龙，仿佛在不同的生活习惯之间，架起的梦幻之桥。

元旦对中国人而言，就像牡丹园里多了一丛郁金香，多了一种美好，成就的是博大与富丽。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胸襟和智慧，足以面对世界的发展与变化，接纳层出不穷的新事物。    

今天的阳光很灿烂，气温也比前几天有了些许回升。

在这盘点过往、辞旧迎新的时候，不管身处何种境地，每个人都将在心中生出新的希望，新的梦想。    

就像万物的生机，无不指向更清新、更强大、更美好。

人是万物之灵，是最为向上、最为敏锐、最善于求索的。

新的机遇，新的挑战，我们一起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