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明确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主要任务。新质生产力以原创性、颠覆性技术为标识的高科技为特征，催生新产业和新模式，其内在动能依赖政策保障、技术更迭，尤其是尖端人才的智力参与。深化教育改革，培育新时期新形势下高科技人才的守正创新及全面发展，已成为教育事业新的历史使命和重大责任。
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科研、人才及教育之间良性互动和彼此回应，深化科技体制、人才体制及教育体制改革以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的阻碍要素和疑难杂症。创新是新质生产力根本宗旨，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内涵赋能教育，体现于教育变革、教育价值创造及教育公平公正具体实践之中，同时，教育革新长效机制反向驱动教育深度融合先进性高质量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发展呼唤教育改革
中国科技创新随着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但科创新体系尚未完整建立，科创资源配置低效和分散。从理论到实践、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依旧慢节奏转换。问题关键在于人力资源和人才培育滞后于科技创新与时代发展。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要求劳动者素质、能力、态度、水平、意识有机整合，全面促进新型劳动工具正向作用于新型劳动对象之全过程。
教育部3月27日召开教育强国行动计划综合改革推进会，旨在提高政治站位、坚持目标和问题导向，推动重点领域取得实质性效能，在课程改革、教育数字化、人工智能展开试点，激发创新性、释放改革效应、强化教育对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支撑作用、探索产学研协同机制、学科专业优化机制及教育教学高质量监测评价机制，形成以点带面、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经验。
1）优化学校学科结构完善校企联合机制
科技竞争是人才竞争，创新驱动是人才驱动，科技强国是人才强国。科技自主创新与人才自主培育实现良性互动，教育需要发挥先导作用。高校及科研院所是教育、研究及科创枢纽，是孕育未来产业活水源头，完善学科更新机制、激励机制和创新科研组织机制、系统性深层次驱动创新人才高效培育、加强跨学科研究、疏通多学科“1+N”本硕路径，促进高校与产业创新生态有机协同，势之所趋。
研究型大学的性质，是高水平人才自主培养能力的竞争。利用大科学研究范式培养高质量硕士、博士，将“科研无人区”变为“育人主战场”，让“国之重器”成为青年才俊实践基地。以打造一流学科、引育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为初衷，科研院所及高等教育机构应逐步建立由校内实验室联合科技企业及以研究机构为主体平台、以社会机构为开发基础的国家级别实验室机制。
构建卓越高等教育体系需要颠覆性技术的核心孵化器及关键领域创新策源地，深度参与和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完善适配国家战略需求发展机制，提高基础教育组织化程度，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持，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能。完善学科建设扩容，增设急需特殊赛区，凸显“学科区域需要紧缺度，科研服务贡献度及一流学科校际示范带动度”多维度之特质。
20世纪以来，学校科目由教育结构主导。学科化模式便捷了K-12教育制度性，但学校问责制及书卷考试传统范式，通过人为构建的学科界限或一定程度上阻碍学生对世界整体获得感与多维视阈。约翰•杜威（John Dewey）上世纪曾经提出，综合学习比基于单科学习更自然，“若教育反映学生所处跨学科世界，他们应接触能够跨学科边际的内容，从而解决课内知识与课外实践的脱节与剥离”。
跨学科教育是以全面发展为目标，通过融合多学科知识，深入探索事物现象及背后机理实现解决社会问题及技术创新的教育，而非单纯学科的拼接形式。跨学科主题学习是动态评判性过程，又是学生学习、实践和创造的三体合一。通过自身的选择及相关学科理解深度的不断审视，在多元与统一张力中，自觉地面对知识局限和学科边际，在环境创设与文化浸润下，纵横连接与全面整合，促进知识迁移。
2）开展国际教育合作丰富教育评价体系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明确38条重点任务，将“六大特质”和“八大体系”转化为教育强国战略图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夯实全面提升国民素质的战略基点，增强教育综合实力，壮大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培育大国高技能人才，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拓宽教育评价路径，以教育数字化开辟发展新赛道，实施教育对外开放新战略、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之教育集散地。
扩大国际教育交流和放宽全球合作课题，凸显中国思维未来引领及教育国际影响力。发起并参与大科学项目，建立全球大科学装置及联合实验室，推进国际产学研建设项目，全面提升全球范围内人才培养和聚集能力；科学规划、正面引导高端技术人才进入国际高精尖院所研修，引入外国青年到中国高校交换学习，让“送出去和引进来”成为国际交往、文化交流、思想碰撞及民间互动的桥梁和机制。
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激发教育发展活力。教育评价改革关乎教育质量提升和科技事业发展。教育成败在于如何在新质生产力要求下对基础教育品质、中小学生素养及高等院所研究成果进行客观、及时、准确的评判与分析。在学生入学、中考及高考诸层级因地制宜建立适合年龄特征与时代需要的招生考试制度与高质量评价体系，推动人工智能在考核中的高效应用，形成全面、透明、科学、公正的客观展示。
2020年中国首推《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总体方案》，促进政策引导和专业引领，重新审视学科考试分数的定位和认知，构建科学、系统、可行且深度融入过程性与表现性评估系统。长沙市基础教育“增值评价”，清华大学“体育评价”以及国务院学位办转发的“工程类博士学位研究生论文与学位申请基本要求”强调专业以创新、品质与贡献为导向培养标准，以多元评价与分类评价新理念解决新问题。
2023年北京新中考措施及成绩呈现方案广受好评，多科传统科目由书面内容转为考查题。道德与法治开卷考试，强调综合能力应用及课堂知识与社会实践嫁接与活学活用，让课堂知识走进生活，社会问题带入课室。广东、北京、上海多地发布高中招生改革新措施，高考改革对学生素养及思维品质提出新要求。考试方法、记分标准及录取过程智能化亦提升了客观、效能和公信力。
教育部《普通高中学校办学质量评价指南》出台后，深圳市福田区于2023年5月率先启动“大数据背景下高中办学质量评价项目”，以评价改革引领高中教育高质量发展。2024年5月15日该项目被载入教育部官网，入选广东省教育评价改革典型案例。2024年5月22日该经验在全国教育评价改革研讨会上交流分享。广东省高中办学质量监测2024年借鉴该模式，为全国高中评价改革提供“福田样板”。
借鉴国际教育改革 营造宽松政策环境
新加坡政府2025预算案向企业培训委员会追加2亿元补助金，帮助企业转型，升级持续教育与培训（CET）为国家优先重大课题，并为25岁以上国人提供500元技能创新补助金。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及气候危机加剧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兴起的背景下，让专业人士和执行人员（PME）受益。教育部3月拨款委员会又提出加强下一阶段技能体系考量因素，因应快速变革和系统挑战，支持不同年龄层次创新。
芬兰百余年来强大的国民教育为芬兰人民提供了巨大物质基础和精神动力。其灵活互通的教育体系高达6%GDP占比，逾越西欧与北美平均值。芬兰视教育为国家战略，从小学至博士全免费教育。平等、优质的终身教育已是不可动摇的公民权利，芬兰高中通往大学路径与职高进入应用大学轨道联姻。依据学业情况，学生可以申请跨轨调剂。教育当局制定政策与法规，区域机构负责监督与落地。
为适应国际形势变化，芬兰推行教育革新，建立学校学习共同体，培育对社会有担当的新型公民，学生价值观、创新能力、文化素养、思维方式、社会情感通过合作共进得以孕育。芬兰没有统一教育评估模式，教师自身制定评价标准，教育成效通过样品评价与分析，但学校间8%差异，远低于OECD平均30%差距值。芬兰高质量教育领跑全球，其教育哲学实现了“学生皆有权接受均衡教育机会”。
相形之下，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近2000名成员于3月31日联名，反对政府削减经费、限制数据公开及针对大学政治倾向的问责。俄亥俄州近日通过高等教育法案，其中包含涉华消极条款，对中美教育与交流施以局限；哈佛大学多个名校国际学生被拒签，学校当局及学界联盟不满特朗普政府教育政策对学校及学术干预，反映了科研共同体对政治稳定、政策优化、研究自由的不安与焦虑。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科学研究的独立性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政治考验。在全球科技竞争加剧背景下，科研自由和学术自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挑衅。美国政府对国际学生，尤其对来自亚洲国家科研人员的觊觎正在被经济制裁和贸易战硝烟助燃。政治倾向、族群对抗甚至以所谓“环境不确定性”的频繁审查为美国校园及全球技术合作教育政策制定投射阴影，制造潜在宿敌。
教育改革需要解锁盲点走出误区
1）人文社科被取而代之缺乏理性与前瞻
教育改革是新质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基石。中长期教育规划要求改革新时期教材教法，避免急功近利和短视行为。多所高校近阶段在全球科技浪潮席卷下，以因应西方技术封锁和科技竞争为契机，大刀阔斧删减学系、砍伐具有传统优势的人文社科。语言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乃至宗教类学科以“无用”且易于触碰意识形态的“不安全”被视为院校排名拖后腿、影响学校财政拨款及发展政绩。
大学“文科缩招”引起“文科危机”在全球具有普遍观感。人文学科危机是事实上的“人的危机”，是单向度片面性的人的异化发展产生的危机，其表征，依照马克思观点属于“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贬值成正比”。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物”，而人文科学关注的则是“人”。两极化发展必然致使“人为物累，心为形役”。然而，事实上，科学技术终究只是“物的世界增值”手段与工具。
大学生近年来就业困难，理工科背景就业率及薪资待遇远高于文科是客观事实。语言与文学、新闻及管理多学科逐日冷遇，文科无用论伪命题再度泛起。重白领轻蓝领、崇尚官本位热衷管理专业及岗位一度风靡。大学扩招及教育产业化“产能过剩”，国际政经风云骤现，就业环境突变，专业设置潮落又潮起，学科领域的不断细化，违背了人文的广泛适应性与社会需求多变性，引起学界批评与质疑。
未来社会青睐通才而非专才，人文社科作为所有职业的根基，有益于提升学生素养及眼界视阈。专业调整需基于学科发展趋势、人才培养目的及办学条件限制。新文科、新工科及新医科理念驱动高校专业优化升级，但缺失人文教育和人文精神，大学就成上世纪争论不休的“知识贩卖场地”。全球多所名校亦在数字与AI浪潮下正分解文学系，反对者却呼吁“狄更斯和AI共存”声援“莎士比亚之硅谷战役”。
科技创新日新月异，产业变革加速演进。职业教育作为技术人才摇篮，同时也是科技创新和产业腾飞发动机。“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作为国家战略，对教育改革、政策调整、资金投入及法律保障有望提出更高要求。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变革，全面推动教学体系智能化升级，从而实现科学与人文教育协同下的助学、助教、助研和助管，但教育过程数字化改革又必然直面如何取舍和量化的两难境地。
2）新质生产力促教改需避开AI陷阱嫌疑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为教育发展改革提供技术托底。大数据、云计算等丰富教育手段，促进教育突飞猛进。在线教育及智能系统带来教育情景性、时效性、学生参与性和管理多样性。作为显性要素，技术嵌入教育活动改变了传统教育认知思维。人工智能和智联网更新教育工具，有益于升级学生“因势而新”综合能力。教育时空界限及时代变革图景日臻拓宽，令教育数字化势在必行，奋起直追。
教育本质因涉及哲学、社科及教育心理学复杂而深刻，人工智能难能因材施教、立德树人，在知识投喂中以辩求真。唤醒灵魂、发现自我、从“洞穴”走向光明、从被动走向主动、从自然走向社会的全人发展过程中，作为社会结构再生产工具可以加速知识获得和技能更新。死记与刷题、所谓标准化教育与填鸭式知识传递不利于开发个体潜能与创新思维，遑论人才素质、道德品质乃至家国情怀培育。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2月11日对全国K12公立学校9126位科学、数学和英语教师调查显示，受访教师多视AI为“虚拟助手、聊天机器人及自适学习系统”，不同学科老师使用出现不同频率。其余两科老师达到40%，而数学老师仅达到21%，这表明AI在美国基础教育实践中的评判性和不太被推荐；而参与受访3831名校长中，用于行政事务的比重只接近六成。多数使用者担忧数据隐私、运用方式及不确定性的伦理问题。
直面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教育如何确立改革战略，见仁见智。“教育+人工智能”可否代替人类最终解决问题，抑或赋能人类培养学会解决问题的“人”，不仅关乎技术应用之伦理边际，亦涉及教育教学导向问题。在人工与智能“人机耦合”参与教育过程中，孰重孰轻、如何对其加以辨析与分工，似乎亦成为科研人员与技术开发者职责所在，但更成未来教改中值得业界关注和探索的任务及课题。
（第一作者：邢云超；第二作者彭伟林，系深圳市教育工作者，深圳市教育督导评估专家库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