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在《红楼梦》中被判词定义为“于国于家无望”，其形象看似与传统社会的价值期待完全相悖，却成为世界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贾宝玉这一形象在世界文学的长河中闪耀，不断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读者带来启示和感动，成为沟通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的重要文学纽带。究其原因，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一、以对旧秩序的“无用”彰显了对自由的渴望和人性尊严

程乙本《红楼梦》贾宝玉绣像画背面有专门为“怡红公子”写的诗，其中有“璞品不贡王庭，花月多情自开”字样，揭示宝玉如未琢璞玉，拒绝世俗功名（“不贡王庭”），以自然真情（“花月”）为生命内核，背离封建礼教对男性“仕途经济”的规训，彰显“于国于家无望”的反叛性（如厌恶科举、亲近女儿）。其中“尘网重而情缘素结，真如会而色相俱空”，揭示宝玉看透封建“尘网”（礼教、等级、功利），以“真情”（对黛玉的知己之爱、对丫鬟的平等相待）对抗世俗“色相”（虚伪的礼教表象），其情超越功利，直达“真如”（佛教终极真理），体现对人性本真的坚守。而“从此归来三宝地，不妨还我太虚天”，揭示最终“色空”（悟彻色空），归于“三宝”（佛教超脱），“太虚天”暗喻虚无超脱境界，青春与繁华易逝，呼应《红楼梦》“盛极而衰，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宿命，完成从“情痴”到“悟彻”的精神蜕变，赋予形象哲学深度。

贾宝玉的人设，从世俗的角度看：“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贾宝玉对经济之道和经史子集不感兴趣，又无科举的上进之心，一般读者的确会认为他是一个于世无用的废物。

但是贾宝玉不被世俗的功利观念和虚伪道德所束缚，是贾宝玉形象深层次的精神内涵。“无用”恰恰是对封建价值体系最深刻的否定。在科举制度将士人异化为“禄蠹”，家族伦理将个体异化为“工具”的时代，他拒绝成为“国之栋梁”或“家族支柱”，这种反抗并非简单的叛逆，而是以“痴”“狂”为外衣，对“人为何而活”的终极追问。他痛斥热衷科举的贾雨村为“禄蠹”，他厌恶“仕途经济”，实则是渴望自由，拒绝将自我价值绑定于权力与功利。他认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而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浊臭不堪，他推崇“女儿清净论”，本质上是对男性中心主义下人性扭曲的批判。他最终的“出家”，看上去是消极避世，而实际上是以决绝的方式逃离异化的秩序，寻求精神的超脱。

世俗眼中的“无用”，恰是贾宝玉自由精神的觉醒。正如德国汉学家顾彬所言：“贾宝玉对‘有用性’的否定，暗合了现代性思潮中对工具理性的批判，这种精神高度使他成为世界性的文学符号。” 俄国文学中的奥涅金、毕巧林等都是“无用”的“多余人”，他们都因拒绝融入腐朽的社会秩序而被视为“无用”，却恰恰以“无用”彰显了人性的尊严。这些文学形象，构成了跨时空的呼应，构成了世界文学精神觉醒的人物画廊。

二、以“情本主义”彰显人类共同情感：呼唤人性本真

清代大文豪陈其泰认为：“除却宝玉，黛玉都非正传，宝钗不得与黛玉并论”，将宝黛爱情视为全书主线，凸显了贾宝玉在故事中的核心地位。他将宝钗、袭人归为“乡愿之尤”，认为她们表面贤淑实则“纯乎人欲而泯没天性”，而宝玉、黛玉等人虽“非中道”，却“率其天真，嚼然泥而不滓”。这种评价打破了传统道德框架，揭示了人物复杂性。

贾宝玉的核心人格魅力在于以“情”抗“理”，构建了一套超越封建伦理的价值体系。他的“情”并非单纯的男女之爱，而是对生命本真状态的尊重：如他对黛玉的爱是精神契合的“知己之爱”，“心有灵犀一点通”，超越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框架，建立在精神共鸣的基础上（如共读《西厢记》时的灵魂契合）。他对丫鬟的平等相待（如为晴雯探病、为龄官画蔷），打破了等级制度对人性的压抑，践行了“众生平等”的朴素理想。他对自然与美的敏感（如葬花时“质本洁来还洁去”的咏叹），本质上是对工业化前人类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挽歌。

这种“情本主义”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具有内在相通性——二者都以“人”的情感与尊严为核心，反抗权威对人性的禁锢。法国汉学家李治华曾指出：“贾宝玉对‘情’的坚守，如同浮士德对‘体验’的追求，都是人类对生命意义的永恒探索，这种探索超越了地域文化的边界。”

三、贾宝玉形象在世界文学中的价值

首先文学突破的人物复杂多面性：打破传统“才子佳人”的程式化塑造，以“情痴-悟空”的复杂轨迹，塑造中国文学史上首个具有现代性人格雏形的人物（如对个体价值、真情的坚守，对世俗异化的反抗）。贾宝玉的形象打破了古典文学中“英雄”与“庸人”的二元对立，呈现出近乎现代小说的“复调”特质。如他既有反叛性（痛骂“文死谏，武死战”是沽名钓誉），又有软弱性（无法保护晴雯、金钏）；他既看透了家族的腐朽（预言“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又沉溺于温柔富贵乡的幻梦；他最终的“悟道”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经历黛玉之死、家族败落等一系列创伤后的精神蜕变，充满了人性挣扎的真实感。

其次哲学深度的普世性：通过“情-空”辩证，将《红楼梦》的“色空”主题具象化，使宝玉成为对生命本质（“真如”与“虚无”）的文学叩问，超越时代局限，具有观照人类共同困境的哲学寓意。可以说贾宝玉形象更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灵魂深度拷问”的现代人物。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这种“领会”背后，是对人性悲剧性的深刻洞察，而悲剧性正是世界文学公认的审美高度。

再其次是文化符号的开放性：贾宝玉形象的不朽，还源于其作为文化符号的“开放性”——不同文明可从自身语境出发赋予其新的意义。在存在主义视角下，他的“无意义感”（如对“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预见）恰似加缪笔下的“局外人”，在荒诞中寻找自我。在女性主义视角下，他的“女性崇拜”被解读为对父权制的颠覆（如朱虹等学者认为其“女儿观”暗含性别平等意识）。在生态批评视角下，他与自然的联结（如视花鸟为知己）成为工业文明中“生态觉醒”的隐喻。其“无用”（于封建秩序）与“大用”（于人性觉醒）的悖论，成为解读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性冲突的典型样本，凸显其作为文化符号的不朽性。

贾宝玉的形象为中国文学注入了“人性解放”的现代性因子，对后世影响很大。如鲁迅《伤逝》中子君“我是我自己的”的宣言，巴金《家》中觉慧对封建家庭的逃离，都可视为宝玉精神的延续。此外，贾宝玉对“女儿”的尊崇打破了性别压迫的刻板印象，其“女性崇拜”思想在封建语境中具有超前的性别平等意识，为现代文学中的女性叙事提供了隐性参照。

这种开放性使贾宝玉超越了“中国古典人物”的限定，成为全球文学研究者的“阐释对象”。一部《红楼梦》不仅仅是东方文学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也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和思想史上的最高成就，一度达到了“开卷不谈《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状况。至20世纪末，世界各主要语言几乎都有了《红楼梦》的全译本，进一步奠定了这部巨著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傲人地位。法国著名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就深受《红楼梦》的影响，以意识流探索“多余人”的精神世界，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

综上所述，当“无用”成为永恒，贾宝玉的“于国于家无望”，恰恰是其成为世界文学经典的关键。他以个体生命的“无用”，解构了封建时代“有用性”对人性的绑架；以看似“失败”的人生，完成了对生命本真的终极守护。这种精神高度，使他与哈姆雷特（对生存意义的怀疑）、堂吉诃德（对理想主义的坚守）等形象一道，成为人类文明中“精神觉醒者”的象征——他们或许无法改变世界，却以自身的存在证明了人性的尊严与可能。《红楼梦》之所以“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正因为贾宝玉的灵魂探索，触及了人类共同的精神困境，而这，正是文学不朽的终极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