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楼梦》中，王夫人虽常年吃斋念佛、供奉佛像，但其行为与“菩萨心”的慈悲本质存在显著背离。她的信佛更似封建贵族的精神寄托或道德装饰。信佛却无慈悲；身为慈母却教子无方；掌理贾府却无能管理——三重人格分裂之下，她成了东西方读者最难理解也最感憎厌的清朝贵族女性典型。有西方学者将王夫人与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夫人、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等形象对比，指出她的复杂性远超西方文学中“恶母”或“牺牲者”的刻板模式。
一、表面信佛的行为：形式大于实质，无菩萨心的“信佛者”
首先王夫人的信佛行为充满明确的功利目的：她供奉菩萨、抄写佛经，核心动机是为家族祈福、为宝玉消灾（如宝玉被魇时她跪求菩萨），甚至在金钏投井后，她将责任归于对方“气性大”，却通过施舍银两、给金钏做道场来缓解内心不安。这种“求佛护佑”的心态，并非真正践行“慈悲为怀”的教义。西方学者认为王夫人是信佛礼教外衣下的“道德表演”——一种没有真信仰内核，仅靠仪式与地位支撑的“空壳信仰”。
其次王夫人毫无“慈悲为怀”，处理下人时毫无怜悯：金钏因与宝玉玩笑被当众辱骂并撵走，最终投井而死；晴雯被污蔑“狐狸精”后，带病被赶出大观园，含冤而逝；司棋因私情被发现，被直接撵走并最终撞墙自尽。这些事件中，王夫人以“维护规矩”为名，行暴力压迫之实，甚至在金钏死后对宝钗辩解“我只说气她两天，还叫她上来”，暴露其行为逻辑与佛教慈悲的根本对立。
再次王夫人的“信佛”常与她的权威捆绑。例如，她在抄检大观园时，以“查赌”“肃清风气”为由，实则针对与宝玉亲近的丫鬟（如晴雯、芳官），本质是维护封建礼教对年轻女性的规训。她对黛玉的排斥、对宝钗的偏爱，也源于对宝玉婚姻（家族利益）的操控，而非真正关心子女情感。这种将个人意志与权力诉求凌驾于他人生命之上的行为，与菩萨“众生平等”的慈悲精神完全相悖。学者周思源曾指出：“王夫人的信佛是她作为封建主妇的精神盾牌，用来掩盖其行为中的残酷性。”
二、从女性主义角度看，王夫人既是压迫者也是被压迫者
霍克斯（David Hawkes）和杨宪益夫妇的译本对西方读者理解王夫人影响深远。霍克斯在翻译中注重人物情感的细腻呈现，例如将王夫人对宝玉的训斥译为“my wretched little sinner”（可怜的小孽障），突出其矛盾心理；而杨宪益则更强调其权威感，如将“月钱放过了不曾？”译为“Have you paid the monthly allowances yet?”。这种差异可能导致西方读者对王夫人的严厉程度产生不同认知。
王夫人既是压迫者也是被压迫者。她对黛玉的排斥、对丫鬟的严厉，被解读为维护自身地位的策略；而她在贾政面前的隐忍、在贾母面前的顺从，则揭示了封建制度对女性的双重束缚。例如，她虽贵为贾府女主人，却因“不识字”而在文化上处于边缘地位，与贾政的精神疏离加剧了她的孤独感。
王夫人情感认知的狭隘与偏执。王夫人的情感世界极度封闭：她因长子贾珠早逝、女儿元春入宫，将所有情感寄托于宝玉。在西方文学里，母爱常被赋予救赎与守护的力量，如《悲惨世界》中珂赛特母亲芳汀那牺牲自我的伟大形象。王夫人扭曲的“爱”却只知控制、不懂理解，这种母性表达，在西方强调个体独立成长的文化语境中，必然被视为一种可怕的精神戕害。
王夫人教子无方，自食溺爱苦果。她对宝玉的过度保护，形成了溺爱。而贾珠早逝、元春入宫等变故更强化了她对宝玉的控制欲。学者指出，这种行为既是母爱的扭曲表达，也是她在男权社会中争取话语权的无奈之举。当贾政因金钏之事暴打宝玉，她却极力保护宝玉，纵容宝玉贪玩、不务正业、不喜欢读书。王夫人这失败的母亲角色，终成了命运舞台上最悲凉的注脚。
三、掌管贾府却毫无头绪，表面冷酷无情，实则软弱无能
很多读者注意到王夫人情绪化决策（如抄检大观园），都认为其管理能力不足。王夫人作为贾府实质的当家太太，其治理能力确实是一片苍白。偌大家族事务，她竟全无章法，每每事到临头便束手无措。探春理家时稍显才干，王夫人便如抓住救命稻草，自己则迅速退隐幕后。更可悲者，她识人不明，竟将管家大权托付于王熙凤这权欲熏心之徒，结果凤姐恣意妄为，加速了贾府的倾颓。王夫人掌家，如同一个徒有虚名的符号，其存在本身便是贵族女性在深宅大院中被制度性“去能化”的悲剧象征——她们自幼所受教养，从不曾包含真正的管理之才。
王夫人的“不信佛心”并非单纯的“恶”，更源于封建制度对人性的扭曲。她吃斋念佛却纵容抄检大观园，这种“伪善”被解读为封建伦理与宗教理想的冲突。由于视野和能力的不足，她无力挽救“呼啦啦大厦将倾”的颓势。这种生存焦虑使她形象呈现多面性，既冷酷无情，又软弱无能，既表面信佛向善，实则毫无慈悲。由于她的冷酷决策酿成的一系列恶果，如金钏投井、晴雯病死、黛玉在宝玉与宝钗结婚典礼之时绝望而死，宝玉离家出走等等，她的一切努力以悲剧而告终。
综合来看，东西方读者普遍认为王夫人“不可爱”，她的“恶”并非源于自觉的野心或喷薄的欲望，而是深深内嵌于那个窒息人性的礼教结构之中。她的伪善是制度的产物，她的无能是性别压迫的结果，她的冷酷是阶级壁垒的投影。她的悲剧在于，她本身便是那个吃人礼教所精心塑造、又无情吞噬的一个牺牲品，甚至浑然不觉地充当着它的爪牙。这种多重性使得王夫人成为《红楼梦》中最具张力的角色之一，而这也正是曹雪芹人物塑造的深刻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