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末，中国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大批欧洲犹太难民突然涌入中国上海。不到两年时间，约有1.8万名犹太人在上海寻求庇护。在那段时期，上海作为避难地，为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提供了逃离纳粹屠杀的途径。

一座饱受战争蹂躏的中国港口城市是如何成为纳粹大屠杀最后避难所的？

直到最近二十多年，也就是事情发生六十多年后，这段历史才逐渐浮出水面，并被广泛知晓。当时，一些年长的上海犹太幸存者开始撰写回忆录，而我也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调查，探究先父中国外交官何凤山博士在拯救犹太人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早在1941年纳粹政策转向种族灭绝之前，1938年3月的德奥合并（Anschluss，即奥地利和德国的政治联盟）就对犹太人发动了恐怖统治，并引发了难民危机。

在此之前，纳粹试图在德国“清除犹太人”（Judenrein）的努力并未取得太大进展。但随着德奥合并，反犹太暴力和对犹太人的迫害呈指数级增长。纳粹为驱逐犹太人移民制定了严苛的官僚措施，将经济征用和强制驱逐相结合。这一“模式”由阿道夫·艾希曼于1938年在维也纳完善，他后来成为“最终解决方案”的制定者之一。随后，这一“模式”在所有纳粹占领区推行。

父亲是1937 年被派到奥地利维也纳的中国公使馆上任。1938 年 3 月，他惊恐地看到阿道夫·希特勒进入维也纳，受到奥地利人的热烈欢迎。父亲在其回忆录《外交生涯四十年》中写道：“自德奥合并后，希魔逼迫犹太人的气焰日益高涨。”

德奥合并后，所有驻维也纳的外国外交使团都降级为领事馆。一个月后，父亲被任命为总领事。

同一时期，第一批奥地利犹太人被送往达豪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纳粹当局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能出示到其他国家的“移居证明”，他们就会被释放。许多犹太人想移民到美国，但美国不仅要求提供经济担保的宣誓书，而且早已用完了奥地利的配额。那些希望前往巴勒斯坦的人发现，迫于阿拉伯人的压力，英国大幅削减了犹太移民的配额。

犹太人日复一日地围着维也纳的外国领事馆。获取纳粹当局要求的“移民证明”成了一场绝望而痛苦的生存之战。一位难民如此描述当时的感受：“签证！我们开始日夜为签证而活。醒着的时候，我们被签证迷住了。我们整天都在谈论它们。出境签证。过境签证。入境签证。我们能去哪里？白天，我们努力办理相关文件、批准和盖章。晚上，躺在床上，我们辗转反侧，梦见排长队、官员、签证。签证。”

那时，如父亲这样的外国外交官可以在帮助犹太人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但却无人这样做。许多国家，包括几乎所有参加1938年7月埃维昂会议的32个西方国家，都奉行反移民政策，不愿向犹太难民敞开大门。

11岁小女孩洛特·卢斯蒂格的父亲弄到了一份美国电话簿，洛特写信给所有与她同姓卢斯蒂格的人，请求他们担保她一家去美国。但无人答应。1938年10月18日，卢斯蒂格一家从我父亲工作的总领馆获得了前往上海的签证——当天至少签发了106份这样的签证——并逃到了上海。

父亲是深切感受到中国在外国帝国主义统治下遭受百年屈辱的那一代爱国者，因此看到任何人被迫害，不能袖手旁观。

他说：“看到犹太人的厄运，深感同情是很自然的，从人道方面，帮助他们也是应当的。”于是他“可尽力之处无不尽力，不知救活了多少犹太人。”

父亲在1938年担任中国代表与其他的外交同行不同，他面临着一些艰巨的障碍。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入进祖国。自1937年以来，祖国部分地区，包括所有入境口岸，一直处于日本的占领之下。中国外交官签发的任何入境签证肯定不会被日本占领者承认。

然而，有一个漏洞：上海港。1840年鸦片战争后，上海的部分地区被外国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成为治外法权的“租界”。1937年，日本入侵占领了上海的中国部分地区，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仍然保持原样。

一直到1937年7月，入境上海的管制都是国民政府实行。国民政府撤退至战时首都重庆后，上海港便无人值守。由于上海的其他外国势力的原因，上海港成了日本占领者唯一未受控制的中国入境口岸。直到1941年底日军占领全城之前，上海港一直没有港务局负责检查护照或其他入境文件。任何人都可以无护照无证地登陆。

父亲充分利用了这种情况，制定了一个巧妙的策略：只签发前往上海的入境签证，而入境上海根本不需要签证。

这种故意标签外使用入境签证的做法，是为了提供纳粹当局要求的“移民证明”，以便安全离开纳粹占领区并获释。这些签证还可以被用来以前往上海为借口，获得前往其他无法进入国家的过境签证。许多获得上海签证的人实际上并没有去上海，而是利用这些签证前往菲律宾、古巴、巴勒斯坦、英国甚至美国。

对当时的大多数欧洲人来说，中国，更不用说上海，都是一个陌生而未知的地方。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不久，几位德国犹太医生和牙医响应外国租界招聘医务人员的广告，在上海开设了诊所。随后的五年里，一直没有更多的犹太人到上海，直到1938年底，大批犹太难民开始抵达上海。当时正值德奥合并和在同年11月9日至10日发生纳粹策划的反犹暴行“水晶之夜”之后。

德奥合并四个月后，17岁的埃里克·戈尔德斯陶布跑遍了维也纳的50个领事馆，终于从中国总领事馆为他和家人拿到了20张签证。埃里克说这些签证的目的地是上海，一个他没听说过的城市在一个他从未想去的遥远国家，中国。

凭借这些签证，他们一家从意大利劳埃德·特里埃斯蒂诺公司购买了一艘豪华邮轮的船票。这家公司正通过运送犹太难民前往上海获得暴利。

尚未离开前，水晶之夜爆发，里克和他的父亲同3万名德奥的犹太男性被捕。他们由于能够出示上海签证作为移民证明，就被释放，12月上了前往上海的旅程。在船上，埃里克拍摄了其他同行犹太难民乘客的照片。

在1938年至1939年间，尤其在“水晶之夜”之后,上海签证使那些被遣送至集中营的人获得了释放。奥地利医生罗生特就是被遣送至达豪集中营，后来又被遣送至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人之一。他于1939年获释，并前往中国，加入了中国新四军和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革命。

父亲把上海作为最终目的地，也为那些无法在维也纳获得上海签证或前往其他地方的难民提供了保障。德奥合并和水晶之夜之后，中国有一个无需入境证件的港口的消息迅速传遍纳粹占领区。这引发了1938年至1940年间大批难民乘船，后来乘火车前往上海。

正如上海幸存者伊芙琳·派克·鲁宾 (Evelyn Pike Rubin) 在 2007 年写道：“我来自布雷斯劳，我唯一记得的就是我的父母似乎从德奥合并后需要立即离开的奥地利犹太人那里听说过上海。我猜奥地利有人听说上海是一座‘开放城市’，于是这个消息传开了，也传到了我们德国。”

最终抵达上海的18000名犹太难民中，大多数来自德国。只有5000-6000人来自奥地利。大多数从父亲工作的总领馆获得签证的奥地利犹太人都利用签证逃往其他地方。最后一批犹太难民是整个米尔耶希瓦学院的300-400名波兰犹太人，他们逃往日本神户，但于1941年被日本人驱逐到上海。

父亲面临的第二个重大障碍来自当时的国民政府，该政府与德国一直保持长期经济和外交关系。1938年，希特勒开始转向与德国即将成为盟友的日本。为了挽救与德国日益恶化的外交关系，新任中国驻柏林大使陈介命令父亲停止向犹太人发放签证。父亲违抗了命令。

1939年4月8日，开始发放签证的一年后，父亲因违抗命令而被记过。就在此之前，位于贝多芬广场3号的总领馆大楼被纳粹没收。国民政府不仅没有抗议这种侵犯外交治外法权的行为，还拒绝为父亲提供搬迁资金。父亲自己掏腰包将领事馆搬到了街角约翰内斯街22号小得多的办公楼。1940年2月，他被解除职务并调离维也纳。

前往上海的犹太人在日本占领下经历了严酷残酷的战争环境，但他们活了下来。后来无一人与父亲再次见面。直到现在，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 父亲在世从未寻求过对他义举的认可。

这段不寻常的历史篇章提醒我们，在人类共同的斗争中，东西方之间存在着不可磨灭的直接联系。

值此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纪念父亲的义举，不仅因为他救的哪个种族，更是因为他拯救的是生命。

老子说：“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

（作者：何曼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