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的版图中，湾区经济早已成为驱动增长的核心引擎。世界银行统计显示，全球约60%的经济总量来自港口海湾地带及其直接腹地，东京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等国际一流湾区，凭借其开放性、创新性及协同性，已成为全球经济的标杆。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这一战略部署既立足中国当前发展实际，又顺应全球产业变革的趋势，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湾区经济指明了方向。在国际国内新形势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湾区经济体系，既是破解当前区域发展不平衡、培育经济新增长极的关键举措，更是彰显制度优势，服务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

国际一流湾区的发展实践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更让中国特色的湾区建设的制度优势愈发明显。东京湾区凭借六大港口的地理优势和产业链的优越条件，形成了东京金融中枢和横滨、川崎制造业的精细分工，但该湾区长期面临区域发展和产业转移发展失衡问题；纽约湾区的华尔街金融独领全球资本流动，目前却深陷制造业“空心化”与城市治理严重割裂的困境；旧金山湾区曾经依托硅谷的创新生态成为全球高科技产业策源地，但科研成果却面临着转化区域辐射效应有限而创新成本不断攀升的挑战……这些湾区的发展瓶颈及后劲不足，本质上反映出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自发调节的局限性与区域利益协调的刚性约束。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为湾区经济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伴随第四次工业革命成长起来的年轻世界湾区，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创造性地破解了“三个关区、三种货币”的制度差异难题，将制度之异化为制度之利：通过发布262项“湾区标准”和发放270张“湾区认证”，实现了冷链食品全流域流通；预制菜冷藏冷冻的“一次认证、三地通行”，使冷链食品腐损率降低15%；“港车北上”“澳车北上”政策落地，187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跨境通办”，让三地居民共享优质公共服务……毫不夸张地说，一个湾区的人、车、货自由通行了，货币、投资的自由通行将随之而来。

这种在尊重差异基础上的协同治理，正是中国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统筹协调促发展的优势的生动体现，也让粤港澳大湾区在2024年实现了14.79万亿元经济总量，跻身全球湾区经济规模第一梯队，“深圳-香港-广州”科技创新集群更跃居全球创新指数百强集群榜首。

粤港澳大湾区的成功实践为中国其他湾区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的重要现实依据。

当前，中国四大湾区以不足全国5%国土面积，贡献了约四分之一的经济总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态势，但也面临着创新协同不足、产业分工不合理、要素流动不畅等共性问题，粤港澳大湾区的探索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案。

比如在创新协同方面，粤港澳大湾区构建的“香港基础研究+深圳技术开发+广州成果转化”梯度创新体系，可为环渤海湾区优化“北京原始创新→天津成果转化→河北产业承接”模式提供借鉴。2024年，北京流向河北、天津两地的技术合同成交额已达843.7亿元，协同效应初步显现。

在产业分工方面，粤港澳大湾区整合深圳创新优势、广州制造业优势、香港金融优势的做法，可为环杭州湾地区深化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提供思路。在要素流动方面，深圳海关与香港海关“一单两报”的通关模式，将为北部湾地区智慧口岸建设提供参考，助力实现24小时无人化通关。

湾区经济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背后蕴藏着深刻的时代逻辑和发展必然。从国内看，湾区经济是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而湾区凭借港口群优势和城市集聚效应，能够成为整合资源、辐射内地的增长极，带动东中西部产业协作深化。

从国际上来看，湾区经济是应对全球竞争、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战略支点。当下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单一城市难以构建完整创新生态，而湾区通过城市群协同，可集中力量办大事，攻克“卡脖子”技术，在芯片、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抢占先机，这正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必须以苦练内功来应对外部挑战”的关键举措。

从发展格局来看，湾区经济是联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枢纽，既能依托广阔腹地挖掘内需潜力，又能通过港口优势对接全球市场，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实基础。

打造中国特色湾区经济，不是对国际湾区的简单复制，而是要立足中国制度优势、结合区域发展实际的创新实践。

未来，既要持续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的示范和引领作用，推动其巩固全球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策源地地位，也要支持环杭州湾、环渤海、北部湾等湾区因地制宜，吸收借鉴成功经验，形成各具特色、错位发展的湾区经济体系。通过强化规则统筹、深化规则衔接、促进要素流动、加强生态共治，让中国湾区经济具备国际一流湾区开放、创新的特质，又彰显中国制度的独特优势，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作者：原商务部副部长、央广财经金顶智库专家 魏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