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背景下，科技创新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已经成为超大城市塑造竞争优势和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过去一年，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与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呈现出明显的协同推进态势，科技创新优势正在加快转化为数字经济发展优势，并进一步外溢到公共服务优化、城市治理升级和区域协同发展等多个层面。2025年，北京数字经济增加值突破2.4万亿元，同比增长8.7%，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6.4%；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53万亿元，同比增长10.4%；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500亿元，集聚企业超过2500家。与此同时，互联网医院、智慧政务、教育均衡化与社保卡“一卡通”等实践表明，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正在不断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北京的经验说明，科技创新只有通过产业转化、场景开放和制度创新进入经济社会运行体系，才能真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持续动能。

关键词

科技创新；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北京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数字技术快速演进，人工智能、数据要素和新型基础设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不断加深。对超大城市而言，决定其长期竞争力的，已经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土地和人口集聚能力，更在于能否形成以科技创新为源头、以数字经济为载体、以场景应用为牵引的发展体系。在这一背景下，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与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的协同推进，具有鲜明的现实样本意义。

从发展逻辑看，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侧重于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技术策源能力和高端要素集聚能力，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则更强调数字产业发展、产业数字化转型、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及数字治理能力提升。二者看似分属不同层面，实则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前者决定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技术底座和创新密度，后者则为科技成果转化、产业组织重塑和社会应用拓展提供了现实空间。只有当科技创新能够有效进入产业体系、治理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创新优势才可能真正转化为发展优势。北京近年的实践恰恰表明，这种转化正在加快发生。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制造、互联网医疗和数据要素配置等领域，科技创新与数字经济之间已经不再是相对分离的“双线推进”，而是逐渐形成“技术突破—产业转化—城市应用”一体联动的新格局。也正因此，总结北京在这一过程中的主要经验，不仅有助于理解首都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也能够为其他大城市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和公共服务现代化提供有价值的参照。

二、北京科技创新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的现实进展

（一）科技创新优势正在加快转化为数字经济发展增量

北京过去一年的突出特点，是科技创新优势向数字经济发展优势的转化速度明显加快。依托底层算力突破、核心算法创新和科研基础设施开放，北京逐步打通了科技创新成果向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转化的链条。2025年，全市数字经济增加值突破2.4万亿元，同比增长8.7%，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6.4%；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53万亿元，同比增长10.4%，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29.3%。这些数据说明，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成效，已经不再主要停留在科研端，而是在持续转化为数字经济的产业规模、增长动能和综合竞争力。

进一步看，这种转化并不是个别领域的偶然现象，而是呈现出一定的体系化特征。从数字产业化看，北京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速连续多年高于数字经济整体增速，产业结构明显向“硬科技”方向升级；从产业数字化看，智能制造、互联网医疗、数字金融等领域均已形成较有代表性的应用成果；从数字治理看，数字基础设施、算力底座和数据平台建设不断强化，为科技创新成果落地提供了更强支撑。换言之，北京的优势已不只是“有科研能力”，而是开始体现为“有转化能力、有场景承接能力，也有制度支撑能力”。

（二）人工智能成为连接科技创新与数字经济的关键中介

在北京科技创新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过程中，人工智能具有明显的牵引作用。2025年，北京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500亿元，集聚企业超过2500家，形成了从算力、算法、模型到场景应用的较完整体系。北京人工智能发展已由模型研发逐步转向“大模型+行业应用”，在科研、制造、交通、医疗等领域均表现出较强的渗透力。

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在北京的意义已经超出一般的产业分类范畴。它既是前沿技术突破的重要方向，也是科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关键接口。在科研领域，人工智能提升了科学研究效率并催生科学智能等新范式；在制造领域，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和智能工厂建设推动了生产组织方式的调整；在交通领域，“车路云一体化”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建设推动技术与城市运行场景深度结合；在医疗领域，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创新任务和互联网医疗快速发展，使数字技术更直接地进入公共服务供给链条。可以说，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北京推动技术策源、产业升级与治理优化协同演进的重要基础能力。

（三）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要素体系为融合发展提供了底层支撑

科技创新与数字经济能否深度融合，离不开底层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北京在这一方面已形成较为明显的先发优势。2025年北京累计建成5G-A基站约1.8万个，算力总规模达到6万P，公共数据高质量供给和授权运营持续推进，市大数据平台汇聚高频高需求数据超8400亿条，累计为各部门、各区共享数据超3.1万亿条，北数所交易规模和生态集聚能力也明显提升。这意味着，北京的数字经济发展已经不再只是依赖单点企业或单项技术突破，而是越来越依赖一个由网络基础设施、算力供给、数据流通、场景开放和制度规则共同构成的底层体系。科技创新成果能够较快进入产业和公共服务领域，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种底层体系已经逐步建立起来。对于超大城市而言，这种基础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前沿技术本身，因为它决定了新技术能否规模化、可持续地嵌入现实社会运行。

（四）区域协同正在拓展融合发展的空间边界

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也呈现出从城市内部集聚走向京津冀协同联动的趋势。北京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正在由“北京一地主导”转向“京津冀协同联动”，尤其是在智能网联汽车、集成电路等重点数字产业上，更需要在更大空间范围内统筹研发、制造、配套和应用。这一变化说明，北京数字经济和科技创新融合发展的外延正在扩大。北京凭借科研、人才和平台优势承担创新策源功能，周边区域则在制造承载、场景落地和产业链协作中发挥更大作用。与其说这是单纯的区域合作，不如说它意味着北京的高质量发展正在从单点突破走向区域尺度的系统重构。对数字经济而言，这种空间扩展尤其重要，因为数字产业链条长、外溢性强、协同性高，只有在更广范围内实现要素配置优化，创新势能才能真正转化为可持续的产业动能。

三、科技创新与数字经济融合对公共服务提质增效的作用机制

（一）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为公共服务改善提供了物质基础

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首先离不开稳定的经济支撑。北京科技创新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直接推动了新动能成长和经济结构优化，从而为公共服务投入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持续推进，增强了首都经济的韧性和增长质量。这一点在研究中往往容易被忽视。事实上，公共服务提质增效并不只是行政管理问题，也与发展方式转变密切相关。北京之所以能够在互联网医疗、教育均衡、智慧养老和政务服务等方面持续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科技创新与数字经济融合所带来的财力增强、产业带动和治理工具升级。换句话说，科技创新并非仅通过“技术应用”影响公共服务，也通过塑造更具质量的经济结构，为公共服务改善提供了更稳定的资源基础。

（二）技术嵌入改变了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

与传统公共服务改进更多依赖扩张式投入不同，北京当前公共服务优化越来越体现为数字技术对供给方式的重塑。在医疗领域，北京累计建设互联网医院119家，2025年互联网诊疗量达到261.6万人次，同比增长56.4%；在政务服务方面，审批流程持续优化，大型活动安全许可审批时间由7个工作日压缩至3个工作日；在社保和跨区域服务方面，京津冀社保卡“一卡通”已覆盖交通出行、文旅场所等30项场景。这些案例表明，科技创新和数字化转型并不是简单为既有服务流程“加一层技术外壳”，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公共服务的供给逻辑。公共服务从过去较为线性、分散和部门化的供给模式，逐步转向平台化、协同化和实时化。其核心不只是提高了办事速度，而是推动了服务触达方式、资源调度方式和跨部门协作方式的重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科技创新与数字经济融合对公共服务的影响，表现为从“工具改良”走向“体系重塑”。

（三）场景开放使科技创新成果更快转化为民生获得感

北京经验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公共服务领域不仅是数字技术应用的终端，也是创新成果验证和扩散的重要场景。未来科技创新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让更多数字技术创新进入政务、民生、科研、制造、医疗、教育、金融、文旅等真实场景，从“能用”走向“好用”。已有实践也表明，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智慧养老产品进入家庭、互联网医疗扩容以及政务大模型平台建设，都属于这一逻辑的现实展开。

场景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打通了技术创新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连接机制。一项技术只有进入真实场景，才能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实现迭代优化，也才能形成更可推广的制度经验和应用模式。北京在公共服务领域持续开放应用场景，使科技创新不再局限于科研评价和产业统计，而是不断转化为群众可以感知的服务改善。这种从场景中检验技术、从场景中生成需求、再由场景反哺技术升级的机制，是北京推动科技创新成果更快形成社会效益的重要原因。

四、北京实践的主要经验

（一）将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与社会应用放在同一分析框架中推进

北京最值得重视的一条经验，是没有将科技创新仅仅理解为科研活动，而是把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社会应用放在同一逻辑链条中进行统筹。无论是数字经济总量提升，还是人工智能在多领域的快速渗透，其背后都体现出“技术突破—产业转化—城市应用”的连续过程。这一经验的重要性在于，它突破了传统发展模式中“重研发、轻转化”“重产业、轻应用”的分割状态。对于超大城市而言，真正能形成持续竞争力的，不是单点技术领先或单一产业扩张，而是能否把创新链、产业链和应用链贯通起来。北京实践说明，科技创新只有进入社会运行体系，才会从科研意义上的“成果”变成发展意义上的“动能”。

（二）以人工智能为抓手推动融合发展向纵深演进

北京并未将人工智能视为单一产业，而是将其作为带动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和公共服务协同升级的总牵引。北京下一步仍将把人工智能作为“总牵引”，围绕大模型、智能体、自主全栈技术等形成更强系统能力；2026年将继续推进人工智能在科研、制造、医疗、教育、金融、文旅等领域赋能应用。这种思路的意义在于，人工智能不再只是被动嵌入各个部门，而是作为一种具有广泛通用性的基础能力，推动产业体系、服务体系和治理体系发生结构性调整。在数字经济进入深水区后，真正具有战略牵引力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能够在多领域产生“乘数效应”的通用型技术能力。人工智能之所以成为关键，不仅因为它先进，更因为它有能力把分散的科技创新资源、产业资源和场景资源重新组织起来。

（三）以场景开放和制度创新打通成果转化堵点

科技创新成果能否有效转化，不只取决于技术成熟度，也取决于场景开放程度和制度供给水平。一方面，北京持续强调真实场景的重要性，推动技术进入制造、医疗、教育、交通和政务等领域；另一方面，在制度层面，通过科技体制改革、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以及人工智能监管机制探索，为成果转化和新技术应用提供了更强支撑。北京已形成较为系统的数据制度创新实践，并在公共数据供给、授权运营、数据交易和监管机制等方面持续推进。这一经验说明，创新生态的形成不是自然发生的，而需要制度主动塑造。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大模型、数据要素等高度依赖规则和协作机制的新领域，若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制度创新，技术优势往往很难顺畅转化为产业优势和治理优势。北京的探索表明，场景和制度并不是技术创新之外的附属条件，而是创新体系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始终把民生改善作为融合发展的价值落点

北京实践之所以具有较强说服力，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发展成效并未停留在宏观指标层面，而是能够在公共服务优化中得到体现。教育就近入学率连续5年保持在99%以上，互联网医院快速发展，政务服务效率显著提升，社保卡跨区域应用场景持续拓展，这些都说明科技创新与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正在更直接地转化为群众可感知的获得感。高质量发展并不只是增长速度更快或产业层级更高，更重要的是能否让发展成果通过更公平、更高效和更优质的公共服务体现出来。只有坚持把民生改善作为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落点，科技创新和数字经济融合才能获得更稳定的社会基础，也才能真正体现现代化发展的价值导向。

五、未来方向与结论

北京在核心技术原创能力、数据高质量供给、产业纵深融合、区域协同和全球规则参与度等方面仍存在一些结构性挑战，人工智能商业化落地也还面临“最后一公里”问题。未来方向可从以下方面推进：其一，持续巩固人工智能的关键牵引地位，在底层技术与系统能力层面构建更坚实的支撑；其二，进一步扩大真实场景开放范围，以公共服务和实体经济需求驱动技术迭代升级；其三，不断完善数据要素配置与数字治理制度，为科技创新成果的大规模转化提供更成熟的规则环境；其四，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国际开放合作进程中，进一步提升数字经济的辐射力与规则影响力。总体而言，北京下一阶段的重点并非简单扩大规模，而是将既有优势进一步制度化、体系化和可持续化。

总体来看，北京过去一年的实践表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与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已经进入相互促进、深度融合的新阶段。其基本逻辑在于：以科技创新提供源头供给，以数字经济承接成果转化，以场景开放推动技术落地，以制度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最终在公共服务提升和城市治理优化中体现发展成效。数字经济增加值、核心产业规模、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度以及互联网医疗、智慧政务等多项实践共同说明，北京正在逐步形成一种以创新驱动为主线、以系统集成为特征、以民生改善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模式。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北京经验的启示不在于提供一套可机械复制的做法，而在于揭示了一条值得重视的发展路径：在数字时代，超大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关键不在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公共服务和城市治理分别推进，而在于能否通过制度安排和场景机制，把这些原本分散的环节贯通为一个相互支撑的整体。北京的探索之所以具有参考价值，正在于它证明了这种整体性推进并非抽象命题，而是可以通过持续改革和场景实践逐步实现的现实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