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唐朝中期（766-835年），诗人们的诗心越发奔向越东，但是他们的目光已经从浪漫的天姥和镜湖走向了寻常烟火，诗韵里是浙东生活的画卷。

烽火中南迁的诗人群体

公元763年，安史之乱的硝烟终于在长安城外散尽，但这场持续八年的浩劫，早已击碎了盛唐的太平幻象。北方中原大地，藩镇割据如群雄逐鹿，田畴荒芜、商旅断绝，昔日的政治文化中心沦为拉锯战场；而长江以南，尤其是浙东地区，因远离战火，又得运河滋养，依旧保持着“鱼米满仓、舟楫往来”的富庶与安定。《旧唐书·地理志》载，安史之乱后，“越州、明州户口不减反增，四方士庶避地者云集”，浙东由此从盛唐的“精神漫游地”，悄然变身中唐文人的“文化庇护所”。

这场北人南迁潮，绝非普通的人口流动，而是一场文化力量的大转移。从长安、洛阳出逃的士人，有的是厌倦战乱的官员，有的是功名受挫的学子，有的是流离失所的诗人，他们带着北方的文化积淀，沿着运河一路南下，最终在浙东停下脚步。与盛唐诗人“仗剑漫游”的主动奔赴不同，中唐文人的南迁多了几分无奈与务实——他们不再追求“仙山寻梦”的浪漫，而是渴望在浙东的安稳岁月中安放身心、重拾笔墨。

越州作为浙东的核心，成为诗人聚集的“大本营”。据《全唐诗》不完全统计，中唐时期涉足浙东的诗人达百余人，远超盛唐的五十余人，诗作数量更是翻倍，仅越州一地就留存诗作近千首。客籍诗人与本土文人在此相遇，北方的豪迈文风与江南的清丽气韵碰撞交融，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可以说，安史之乱的历史变局，意外地为浙东唐诗之路按下了“加速键”，让这里从一条小众的诗歌之路，升级为辐射全国的文学高地。

元白唱和撑起的文学中心

中唐浙东诗坛的繁荣，离不开两位核心人物的引领——元稹与白居易。他们是至交，白居易为贞元十六年（800年）进士，元稹为贞元十八年（802年）明经及第，后于贞元十九年（803年）同登“书判拔萃科”。‌此后，元稹于‌元和元年（806年）‌与白居易同科考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制科），取得第一名，从此两人同期为官，除同被贬外，又同倡新乐府诗。这对文学挚友先后任职浙东，以政治地位与文学声望为纽带，将浙东打造成全国性的文学活动中心，而他们之间的“杭越邮筒唱和”，更成为诗坛千古佳话，堪比盛唐李白与杜甫的交游。

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七月朝廷任命白居易为杭州刺史，同年十月或十一月抵达杭州到任。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年），元稹任浙东观察使，杭越两地隔钱塘江相望，运河快船一日可达，便捷的交通让二人得以频繁往来唱和。他们不像盛唐诗人那般寄情山水、直抒胸臆，而是将生活琐事、官场闲情、地方风物皆入诗中，以书信传递诗作，史称“竹筒唱和”。这些诗就像他们友谊的私密日记，记录了重逢的喜悦、生活的谐趣、醉后的思念与离别的怅惘。

白居易写下《元微之除浙东观察使，喜得杭越邻州，先赠长句》：

稽山镜水欢游地，犀带金章荣贵身。

官职比君虽校小，封疆与我且为邻。

郡楼对玩千峰月，江界平分两岸春。

杭越风光诗酒主，相看更合与何人。

这是这场诗乐合唱的序幕。白居易听闻好友元稹要来与自己相邻为官，喜不自胜，立刻写诗相迎。首联是客套的恭喜，从颔联开始，便流露出“咱们又能在一起了”的兴奋。尾联“杭越风光诗酒主，相看更合与何人”，就像在说：这片山水，除了你我，还有谁配做它的主人？喜悦与自豪溢于言表，定下了这场唱和热情而亲密的基调。

元稹出发赴越州前，在杭州饯别宴席之上， 白居易又写下《席上答微之》：

我住浙江西，君去浙江东。

勿言一水隔，便与千里同。

富贵无人劝君酒，今宵为我尽杯中。

白居易面对至交的短暂情绪低落，他以豪迈酒兴宽解，一句“勿言一水隔，便与千里同”对比初唐王勃“天涯若比邻”之语，更显“共饮一江水”的切近，极力淡化地理距离，劝友珍惜当下。

元稹《酬乐天喜邻郡》：

蹇驴瘦马尘中伴，紫绶朱衣梦里身。

符竹偶因成对岸，文章虚被配为邻。

湖翻白浪常看雪，火照红妆不待春。

老大那能更争竞，任君投募醉乡人。

面对白居易的热烈欢迎，也是“杭越唱和”中以“冷”对“热”的深沉开篇。全诗笼罩着一种宦海浮沉后的疲惫与感伤，与白居易原诗“喜邻郡”的兴奋形成了鲜明对比，恰如其分地印证了二人无需掩饰的真挚情谊。此诗也因此为后续的唱和增添了厚重的情感底色。此次对诗最精妙处，在于白居易句句是“喜”，元稹则句句道“空”（梦里、虚被、不待春都指向虚无）。

很快二人的诗作，便转向生活的谐趣与诗筒传情。抵越州安顿后不久，元稹为白居易写了《以州宅夸于乐天》：

州城迥绕拂云堆，镜水稽山满眼来。

四面常时对屏障，一家终日在楼台。

星河似向檐前落，鼓角惊从地底回。

我是玉皇香案吏，谪居犹得住蓬莱。

在一番抚慰后，元稹的心情逐渐转好，开始与老友开启“互炫”模式。这首诗绘声绘色地向白居易炫耀自己治所越州的官邸风景，极尽夸张，尾联更是充满奇思妙想：“我是玉皇大帝身边的仙官，虽然被贬下凡，但住的地方依然如同蓬莱仙境！”谐趣与得意溢于言表。

白居易很快回复《答微之夸越州州宅》：

贺上人回得报书，大夸州宅似仙居。

厌看冯翊风沙久，喜见兰亭烟景初。

日出旌旗生气色，月明楼阁在空虚。

知君暗数江南郡，除却余杭尽不如。

好友炫耀，白居易自然会心一笑，以诗相和。他先恭维元稹从西北风沙之地来到江南烟雨之乡，实为幸事。结尾笔锋一转，开玩笑地回敬道：“我知道你私下里把江南各州都数遍了，结论是——哪儿都比不上我的杭州！”这种相互“挤兑”充满生活情趣，是深厚友谊的独特体现。

唐长庆三年（823年），白居易又给元稹写了《醉封诗筒寄微之》：

一生休戚与穷通，处处相随事事同。

未死又邻沧海郡，无儿俱作白头翁。

展眉只仰三杯后，代面唯凭五字中。

为向两州邮吏道，莫辞来去递诗筒。

这是“杭越竹筒合唱”的标志性作品。诗人在微醺之际，动手封诗入筒，并信手题下这首诗。诗中回顾了两人“处处相随事事同”的深厚情谊，感叹如今虽相邻为官，却都年过半百，尚无子嗣。后两联转向当下，以诗酒互为慰藉，一句“莫辞来去递诗筒”生动定格了“诗筒传情”这一诗史佳话。

元稹又访问白居易，由杭返越登船时，白居易给离别的元稹写了《答微之上船后留别》：

烛下尊前一分手，舟中岸上两回头。

归来虚白堂中梦，合眼先应到越州。

短暂相聚后终须一别。白居易送元稹到钱塘江边上船，依依惜别。“舟中岸上两回头”一句最为动人，将二人频频回首、不舍分离的场景刻画得淋漓尽致。后两句写自己回到官署小憩，梦中便已飞渡江水，与好友相会，深情厚谊，无需多言。

元稹《别后西陵晚眺》：

晚日未抛诗笔砚，夕阳空望郡楼台。

与君后会知何日，不似潮头暮却回。

元稹渡江后，在傍晚时分于对岸回眺杭州，写下此诗，放入竹筒回赠。诗中尽是不舍与对重逢的期盼。结尾感叹“不似潮头暮却回”，以每日准时而至的潮水反衬人世间的别易会难，怅惘之深，令人动容。

白居易收到元稹的诗后，即刻和了此首《答微之泊西陵驿见寄》：

烟波尽处一点白，应是西陵古驿台。

知在台边望不见，暮潮空送渡船回。

他想象着好友在对岸的古驿台上极目远眺，却怎么也望不到杭州城内的自己，只有黄昏的潮水空空地送着渡船归来。至此，这场由重逢开启、以离别收束的“杭越竹筒合唱”形成了一个情感闭环，留下了无尽的余味。

从重逢之喜到隔江怅望，这组诗串联起完整的相聚与离别图景。就其艺术呈现而言，它们不仅是情谊的见证，更展现了日常生活的诗化和高超的次韵技巧，将酬唱之诗提升到了“以诗为友”的全新境界。

白居易更有一诗专咏诗筒的制作与使用的巧妙与风雅，《与微之唱和来去常以竹筒贮诗陈协律美而成篇因以此答》：

拣得琅玕截作筒，缄题章句写心胸。

随风每喜飞如鸟，渡水常忧化作龙。

粉节坚如太守信，霜筠冷称大夫容。

烦君赞咏心知愧，鱼目骊珠同一封。

此诗以戏谑的笔调咏写竹筒——挑选琅玕美竹，截作诗筒，封好诗句，写下心声；随风飞去如同飞鸟，过水时又担心化作蛟龙。竹筒的坚脆被比作“太守信”，竹身霜筠的清凉被拟作“大夫容”。尾联自谦自己的诗只是“鱼目”，与元稹的“骊珠”同封一筒，谦抑之中透着对友人才华的真心推崇。全诗将日常的寄诗之举写得既风趣又典雅，是“诗筒传韵”佳话最生动的注脚。

诗筒不仅是传达诗篇的工具，更成为联结两位诗人的情感纽带。白居易《秋寄微之十二韵》自注中亦特地点明：“此在杭州，两浙唱和诗赠答，于筒中递来往。”可见诗筒传韵已成为杭越期间二人交往的常态。后来“诗筒”一词亦由此成为文坛佳话，历代文人多有援引，成为风雅交往的代名词。

元白二人不仅自己创作，还积极组织诗酒文会，邀请浙东的文人雅士、地方官员参与。此后，随着李谅出刺苏州、崔玄亮出刺湖州，唱和范围扩展至三州乃至整个吴越地区，参与者几遍江南，形成了中唐时期最大的跨州诗人唱和活动。

这一唱和活动，指长庆、宝历年间以元白为核心，旁及钱徽、李谅、崔玄亮、刘禹锡、李德裕、令狐楚等诗人，以杭州、越州为核心，辐射至苏州、湖州、和州、润州等诸州，规模较大、影响深远。诸多唱和之作被各自编缀成集，主要包括：元稹、白居易、李谅结有《杭越寄和诗集》；元稹、白居易、崔玄亮结有《三州唱和集》；元稹、白居易结有《元白唱酬集》、《因继集》等多卷，二集共十七卷，唱和诗数量达千余首。据白居易《祭元微之文》云：“死生契阔者三十载，歌诗唱和者九百章”，可见数目之巨，堪称历代诸家唱和之冠；元稹、李德裕、刘禹锡结有《吴越唱和集》。

元稹、白居易、李谅三人结有《杭越寄和诗集》，此为杭越唱和中最核心的群体之一。李谅（字复言），贞元十六年（800年）进士，与元、白同为贞元末年即已交往的旧友。长庆四年（824年），李谅出任苏州刺史，与杭州的白居易、越州的元稹恰成三州相邻之势，三人遂以诗筒往来，频繁唱酬。李复言即李谅，今存诗两首，与元、白相关者仅《苏州元日郡斋感怀寄越州元相公杭州白舍人》一首。尽管存诗寥寥，但从元稹和诗中仍可窥见三人唱和的规模与深度。

长庆四年（824年）正月初一，时任苏州刺史的李谅在郡斋中感怀身世，赋诗寄给越州的元稹与杭州的白居易。《苏州元日郡斋感怀寄越州元相公杭州白舍人》：

称庆还乡郡吏归，端忧明发俨朝衣。

首开三百六旬日，新知四十九年非。

当官补拙犹勤虑，游宦量才已息机。

举族共资随月俸，一身惟忆故山薇。

旧交邂逅封疆近，老牧萧条宴赏稀。

书札每来同笑语，篇章时到借光辉。

丝纶暂厌分符竹，舟楫初登拥羽旗。

未知今日情何似，应与幽人事有违。

这首诗是目前存世极少的李谅诗作之一，借助它，我们得以窥见三人唱和的真实面貌。“旧交邂逅封疆近，老牧萧条宴赏稀”一联尤为真挚——虽封疆相邻却难得聚宴。而“书札每来同笑语，篇章时到借光辉”则透露出他们之间唱和的频繁与互相信任：书信往来每每带来欢笑，彼此的诗章也借给对方以光彩。李谅身在苏州，官况萧条，宴赏稀少，却又在友人的书札与篇章中获得难得的慰藉。

元稹收到李谅的元日感怀诗后，以《酬复言长庆四年元日郡斋感怀见寄》回赠：

腊尽残销春又归，逢新别故欲沾衣。

自惊身上添年纪，休系心中小是非。

富贵祝来何所遂，聪明鞭得转无机。

羞看稚子先拈酒，怅望平生旧采薇。

去日渐加余日少，贺人虽闹故人稀。

椒花丽句闲重检，艾发衰容惜寸辉。

苦思正旦酬白雪，闲观风物动青旂。

千门柳色迎新岁，万井烟花映紫微。

唯有郡斋窗下客，春来江上钓鱼归。

此诗是一首典型的元日感怀诗，充满对岁月流逝的哀伤。“羞看稚子先拈酒，怅望平生旧采薇”一联最为动人：幼子已学会抢先饮酒，自己却只能怅望归隐之志——“采薇”用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的典故，象征诗人深埋心底的归隐之愿。然而宦海浮沉数十年，隐居终成奢望。末联“唯有郡斋窗下客，春来江上钓鱼归”，以渔者自况，寄托了对远离政治的向往。全诗十六句，情绪层层推进，从元日的感伤到对归隐的渴望，堪称元稹晚年心态的完整自画像。

元稹又有《戏赠乐天复言》一诗，兼顾两位好友：

乐事难逢岁易徂，白头光景莫令孤。

弄涛船更曾观否，望市楼还有会无。

眼力少将寻案牍，心情且强掷枭卢。

孙园虎寺随宜看，不必遥遥羡镜湖。

此诗虽是戏谑，却以轻松的笔墨写出了深沉的友情：在老之将至的岁月里，唯有彼此相伴才能不让光景成孤。

白居易在杭州任职期间亦组织了不少诗酒雅集。长庆四年（824年），他曾与薛景文等“诸客”携酒寻梅，追怀去年同游之人，作有《与诸客携酒寻去年梅花有感》，诗中所记便是杭城文人雅集的一个缩影。此外，白居易在杭州“竹阁”亦有雅集活动，常与僧友讨法问禅，往来游览。这些西湖畔的雅集与隔江的诗筒酬唱互为补充，使杭州成为杭越唱和的重要文化场域。

元稹、白居易与崔玄亮结有《三州唱和集》。崔玄亮（768—833年），字晦叔，磁州昭义人，贞元十一年（795年）进士，历任密、歙、湖三州刺史。长庆至宝历年间，崔玄亮出任湖州刺史，与杭州的白居易、越州的元稹恰成三州相邻之局，遂以诗歌往来，形成一个稳定的唱和圈。

崔玄亮与白居易交谊尤深，白居易晚年曾作《哭崔常侍晦叔》悼念，以“顽贱一拳石，精珍百炼金”称赞崔玄亮品格。崔玄亮今存诗仅二首及残句若干，收入《全唐诗》，与元白唱和的原作多已散佚。从元白现存酬答之作中仍可窥见三人在湖、杭、越三州之间的唱和情形。崔玄亮的加入，使原本东西向的杭越唱和向南扩展至太湖之滨的湖州，在地理上形成了一个涵盖浙东、浙西的诗歌交往网络。三人同为贞元末年登第的旧友，在江南再度为邻，彼此寄赠的诗章中往往蕴含着对长安青春岁月的共同追忆，以及对宦海浮沉后重逢于江南的别样感慨。

在杭越唱和的辐射效应下，远在和州的刘禹锡与润州的李德裕亦以诗歌相呼应，三人唱和之作被编为《吴越唱和集》。刘禹锡、李德裕、元稹三人早有唱和之作，所收诗始于长庆三年（823年），终于大和三年（829年）。刘禹锡在《吴蜀集引》中具体记载了双方远在异地时的诗歌唱和方式，展现了一种跨地域的诗意共振。

关于李德裕的参与，有一则史料尤为珍贵。李德裕在润州时，一日听妙乐声起，兴致勃发，写诗赞赏。接着，浙东观察使和越州刺史元稹、和州刺史刘禹锡以及苏州刺史白居易先后唱和，可谓一时盛事。这一连串的诗作往来，跨越数州、牵动多位一流诗人，充分体现了吴越唱和跨越政治分歧的文学凝聚力。

除上述核心诗集所收群体外，杭越唱和还旁及众多诗人。其中，元稹在越州幕府中与窦巩的酬唱尤为密切，被美誉为“兰亭绝唱”。窦巩为元稹浙东幕府中的副使，在越期间与元稹唱和甚多，其诗作以清新雅致著称，延续了越地自兰亭以来的文学传统。此外，与之唱和的还有友人李景俭、张籍、杨巨源、卢子蒙等，甚至元稹的妻子裴淑亦参与其中。这些今已散佚的唱和之作，当年曾是越州幕府文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使杭越唱和呈现出多层次、多维度的群体面貌。

元稹在越州任职期间，于卧龙山下、镜湖水畔组织了多次文士雅集，席间觥筹交错、即席赋诗，《寄乐天》中“安得故人生羽翼，飞来相伴醉如泥”便是对这类场景的生动写照。

长庆至宝历年间（823—826年），以越州、杭州为核心，元稹与白居易组织并主导的这一跨州诗友会及雅集活动，是唐代文学史上一次极具典范意义的文人群体创作实践。

杭越唱和以钱塘江为纽带，跨越杭、越、苏、湖、和、润等数州，将政治疆界转化为诗意的通道——江水只是一条地理的分界，而诗是他们共同搭建的另一种地理：在这个世界里，“隔江”从来不是分离，而是另一种形式的相守。这场汇集了当时多位一流诗人的文化盛事，不仅轰动一时，也深刻影响了后世文人交往与地域文学的发展。在他们的带动下，越州、杭州成为文人聚会的热点，各地诗人慕名而来，只为参与一场诗会、与元白唱和一首。这种以仕宦领袖为核心的群体活动，极大地提升了浙东唐诗之路的影响力，让这里不再是区域性的文学场域，而是全国文人向往的“诗坛圣地”。

结语：诗路丰碑

从766年到835年，短短六十九年的中唐岁月，为浙东唐诗之路写下了最厚重、最鲜活的篇章。中唐浙东诗歌以元白为代表的通俗晓畅派，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作语言直白易懂，贴近大众，即便普通百姓也能读懂，这种风格在浙东诗坛影响甚广，让诗歌走出文人圈层，走向民间，诗作语言简练、意境悠远，便尽显清淡之美。

这一时期，诗人数量最多，诗作题材最广，几乎涵盖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彻底打破了盛唐以山水、仙梦为主的题材局限；群体活动最频密，元白组织的唱和、本土诗人的联唱、诗僧与文人的交游，让浙东诗坛始终保持热闹景象。

诗人们在这里栖居、交游、创作，将浙东的山水、风物、人情尽数入诗，让这条诗路成为真实可感的“生活场域”。

（本文系《水韵华章 ——大运河文化纵横》第四十一章）

中国日报网特约撰稿人：鞠传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