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产业一线成为知识生产的前沿阵地，中国大学特别是商科教育，如何重构自身的知识生产逻辑与育人逻辑？
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学科结构变迁。2025年全国高校共撤销1670个专业，创历史新高。管理类、人文社科类专业成为被裁撤的重点：134所高校拟撤销的431个本科专业中，市场营销以13所居首，公共事业管理12所紧随其后。财经类院校录取分数线持续下滑，工商管理硕士生源与学费“双降”，甚至有顶尖大学的管理学院从“状元收割机”滑落至录取分数垫底。与此同时，工科、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专业大幅扩张。这一现象折射出一个深层认知困境——在国家“卡脖子”技术攻关的时代叙事中，商科教育似乎被降格为可有可无的配角。这种判断的危险性在于它遮蔽了一个根本事实：硬科技的突破离不开软管理的支撑。正如姚洋教授所警示的，“重技术、轻管理”的风气持续下去，最终是要付出代价的——许多企业技术过硬、资本充足却因管理混乱而垮掉。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助理院长谭亮更直指要害：“卡脖子的不是技术，是组织。”山东大学刘振团队的研究同样证实：单纯的技术研发并不能实现“卡脖子”问题的完全脱困，从技术到市场仍需跨越组织创业的鸿沟。管理机制与商科逻辑恰恰是将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枢纽。然而，商科遭遇“退场”的真正根源并非社会不需要管理人才，而是大量商科知识脱离了中国产业实践、沿用了美国的研究议题，无法回应中国企业的真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院长易靖韬指出，一个学科不断发展的核心是立足实践、解决实际问题，“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就是需要研究和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实践问题”。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中揭示了现代大学始终面临的价值张力：一方面源于“闲逸的好奇”深耕学术，另一方面立足时代发展回应社会需求。德里克·博克在《走出象牙塔》中进一步追问：大学生如何在走出象牙塔后，既服务社会又不盲目迎合？构建商科自主知识体系，核心难题正是如何在服务产业实践的过程中不失学术自主性，如何在介入真实问题的过程中产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知识。
天津财经大学与天津爱波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跨越二十余年的深度协同，正是对这一难题的实践回应。二者的合作，为理解产教融合的深层认识论变革、为探索中国商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路径，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样本。
一、从“产学研合作”到“知识生产共同体”：商科知识生产范式的认识论转向
传统产教合作的困境，表面看是机制问题，实则是知识生产认识论的局限。有学者基于交易成本理论指出，产教融合面临参与主体异质性导致利益冲突、信息不对称造成合作机会主义、制度交易成本高企等深层难题。当企业仅被视为教育的外部资源供给者，合作便停留在“索取 - 供给”的浅层关系，高校从产业获取的只是零散的素材而非系统的知识，产业也无法从高校获得真正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洞见。
天津财大与爱波瑞的根本突破在于实现了一场知识生产范式的转变：企业从知识的“供应者”升级为知识生产的“共同体成员”。爱波瑞将服务上千家制造企业精益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积累的一手实践——包括转型痛点、失败教训与成功经验——完整投入双方的协同工作；高校发挥理论萃取、系统研究与教学设计的能力；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引入标准化视角。三方结成“知识生产共同体”，将产业现场的“缄默经验”系统转化为公共知识产品：连续四年联合发布《中国制造业精益数字化发展报告》，联合研制中国精益数字化人才标准，合作开发教学案例，共建研究生工作站与博士后工作站。这一范式转变的认识论意义在于：知识生产的起点不再是学术文献中的“文献缺口”，而是产业现场的“真问题”。弗莱克斯纳在《现代大学论》中早已指出，现代大学必须“解决问题”与“增进知识”并重。当企业深度参与知识共建时，大学并不会丧失学术自主性，反而在介入产业真实问题的过程中拓展了知识生产的疆域——因为产业现场提出的问题往往跨学科、跨领域，无法用既有的学科框架简单归置，这恰恰倒逼学术研究突破既有范式的束缚。
与此同时，一个至关重要的追问浮现出来：商科知识“有用还是无用”？ 丹尼尔·科顿姆在《教育为何是无用的》中提出了一个看似悖论的命题：教育如果想要名副其实，就必须是“无用的”。他并非反对教育的价值，而是反对将教育窄化为即时可兑换的功利回报——当教育完全臣服于“有用”的标尺，便沦为知识和权力的附庸，丧失了培育判断力与批判性思维的根本使命。科顿姆追问的核心是：教育对谁有用？在哪方面有用？通过何种方式发挥作用？ 这一追问对商科教育尤其具有警示意义：如果商科知识只是提供一套可被AI替代的操作工具，它的“有用性”是极其脆弱的；只有当商科知识指向对组织运行深层逻辑的理解、对复杂情境中权衡取舍的判断力的养成，它才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天津财大 - 爱波瑞模式”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将产业现场的“中国问题”作为知识生产的起点，使商科知识的生产从“仿照美国议题”转向“扎根中国实践”，在回应真实产业需求的同时坚守学术判断与批判性反思的立场——这正是科顿姆意义上“无用之用”的当代实践。
二、从“知识灌输”到“判断力养成”：商科育人逻辑的重构
如果商科知识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转变，那么商科人才的培养逻辑也必须随之重构。雅思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深刻指出：“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性知识和认识的堆积。”全部教育的关键在于引导学生之“思”不误入歧途，而是导向事物的本源。保罗·弗莱雷在《被压迫者教育学》中进一步提出，真正的教育不应是“储蓄式”的知识灌输，而应是问题导向的解放过程，让学生成为知识的主体而非被动的容器。克拉克·克尔在《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中指出，精英教育的衡量尺度不仅有量的成分，更应有质的标准——是否拥有极高深的学问，是否处于知识学习和研究的最尖端。克尔所说的“尖端”，在商科教育语境中，不是指知识点的艰深程度，而是指面对复杂、不确定、信息不完备的现实情境时做出明智判断的能力。
传统商科教学的困境在于：学生习得的是剥离情境的知识点——掌握了一套管理工具，却不清楚在何种条件下适用；学会了理论模型，却无法判断模型的前提假设是否与现实匹配。当学生带着这些“惰性知识”进入产业现场，面对交织着成本、技术、组织文化、人员接受度等多重约束的真实问题时，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断裂便暴露无遗。
“天津财大 - 爱波瑞模式”构建了一条由浅入深的能力成长路径：从“情境浸入”到“真题真做”再到“研究性建构”。第一，通过行业论坛、企业调研、案例研读，让学生沉浸式接触制造业转型的真实矛盾，建立产业情境感知。第二，依托企业开放的项目课题开展真题真做——学生拿到的不是经过简化的课堂习题，而是企业实际遇到的复杂命题，需要自主甄别有效信息、划定问题边界，在多重冲突目标之间权衡取舍。第三，进入研究生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参与行业报告编制、人才标准研制等研究性工作，面对大量原始资料自主发现现象背后的深层问题，通过证据比对、多方对话形成解释。
面向更大范围学生群体，天津财经大学与蓝色光标协同打造了“数客杯数字经济创新大赛”，2024年被列入“天津市大学生学科竞赛项目”目录。大赛采取企业出题、高校搭建辅导体系的运行模式，将“真题真做”的逻辑转化为覆盖面更广的模拟实践场景。两种路径互为补充：前者以深度训练锻造高阶判断力，后者以平台化运作实现普惠性培养。这一育人逻辑的深层变革在于：教育的终点不是学生“知道什么”，而是学生“能判断什么”。在AI工具可以快速检索理论、生成初步方案的时代，知识的占有已经贬值，唯有在真实约束中识别真问题、权衡现实后果、做出明智决策的判断力，才是教育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商科教育“退场”隐忧的真正解方，不是缩减规模，而是重塑内涵——从培养“知道分子”转向培养“判断者”。
三、从“项目合作”到“制度循环”：知识生产与育人的一体化机制
泰勒在《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中强调，教育目标的达成需要系统化、持续性的课程设计。天津财大与爱波瑞二十年探索最深层的成果，正是将这一课程原理从校内延伸到校企之间，沉淀出一套可复制的制度性模式——产业知识循环模式：产业场景提出真实问题、校企研联合研究萃取知识、教学环节重构学习资源、学生实践检验方案有效性、产业反馈反向修正研究与教学，这五个环节构成闭环，源源不断地将产业实践经验转化为育人资源，将育人成果转化为产业能力建设。这一模式区别于一次性项目合作的关键在于：它不是“项目驱动”的，而是“制度驱动”的。从爱波瑞的视角看，企业不只是公益式地支持教育，而是把人才培养、联合研究视作自身产业能力建设的组成部分——企业在服务制造业转型过程中持续产生新命题，持续向循环输入；学生和高校产出的研究报告、改善方案，反过来服务于企业自身业务迭代。从工信部电子标准院的视角看，依托联合报告和人才标准研制，把国家层面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标准化导向下沉到产业实践和教学内容中，打通“国家标准、产业实践、高校教学”的传导链路。从高校的视角看，高校不是简单照搬企业经验，而是坚守学术立场，对产业实践开展甄别、比较与反思——区分哪些经验具备普遍迁移价值，哪些仅适配特定企业的特殊条件，把成熟的认识固化进入教材课程，把尚在探索的前沿问题转化为案例和研讨任务。
产业知识循环模式的深层价值在于：它使教育、科技、人才三者在同一循环中相互赋能——产业现场作为知识生产的源头（科技维度），通过校企研协同研究转化为教学资源（教育维度），学生在真实问题解决中成长为核心能力（人才维度），最终又反馈到产业实践中。三者不再是各自为政的“三条线”，而是在同一个知识循环中完成耦合。
结语：商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一种可能路径
回望二十年实践，其根本启示在于：产教融合不是高校向产业靠拢的姿态调整，而是高等教育在知识生产范式变迁时代重塑自身逻辑的必然选择。对于正在经历“退场”隐忧的中国商科教育而言，这一实践的示范价值尤为深刻。
当前中国商科教育面临的核心困境，不是社会不再需要管理人才，而是大量商科知识的生产脱离了中国的产业实践。布鲁贝克提出的“认识论和政治论”张力，在中国语境中具体表现为：商科教育如何既扎根产业实践（政治论的回应）又不沦为产业的附庸（认识论的坚守）？“天津财大 - 爱波瑞模式”提供的答案是——通过“知识生产共同体”的机制设计，使产业实践成为知识生产的起点而非终点，使学术研究在介入真实问题的过程中获得更强的解释力而非更强的功利性。这正是构建中国商科自主知识体系的题中之义。
丹尼尔·科顿姆提醒我们，教育一旦完全臣服于“有用”的标尺，便丧失了培育判断力的根本使命。“天津财大 - 爱波瑞模式”的实践表明：商科教育的“有用性”，恰恰需要以“无用”的超越性眼光来承载——不是培养短期的岗位操作者，而是培养能够驾驭复杂情境、识别真问题、懂得权衡约束的决策者。在AI加速替代程式化知识工作的今天，这种判断力的养成不仅关乎商科教育的存亡，更关乎中国企业在“卡脖子”攻坚战中能否跨越从技术到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产业在持续迭代，产教协同的探索也永无止境。以知识循环机制破解“象牙塔”与“服务站”的古老悖论，以中国产业实践为根基构建商科自主知识体系，方能源源不断为实体经济输送兼具理论素养与实践智慧的高素质人才，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真正有生命力的实践智慧。
作者：
张建宇（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高辉（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王洪艳（爱波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编辑：
中国日报天津记者站 闫东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