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以“开源开放 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与十余年前全球互联网治理主要关注网络接入、互联互通相比，今天的议题已经发生明显变化：人工智能开始进入生产和公共服务的核心环节，数据跨境流动成为数字贸易的基本条件，算法与算力资源的集中又可能拉大发展差距。互联网正在从信息传播网络演变为具有决策、生成和执行能力的智能基础设施。与之相应，全球治理也必须回答新的问题：谁有权制定规则，风险如何共同承担，技术收益又由谁分享。

这也是重新理解“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起点。2015年提出这一理念时，全球社会已经认识到网络空间高度相互依存，任何国家都难以独自处理跨境网络安全和数字发展问题。十余年后，人工智能进一步放大了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一个模型可能在一国训练、使用多国数据、通过跨境云服务部署，并影响不同国家的企业与消费者。技术链条跨越国界，治理责任却仍主要依附于各国制度。新的矛盾由此出现：技术越是全球化，规则的碎片化所造成的成本就越高。

全球数字治理的重心正在发生变化

过去讨论全球网络治理，容易把重点放在网络主权与网络开放之间的原则争论上。今天，这些原则仍然重要，但更迫切的是把它们转化为可执行的安排。人工智能安全测试采用什么标准，跨境网络攻击如何通报，自动化系统造成损害后如何追责，跨境数据如何获得合规保障，都需要具体规则。只有原则没有工具，难以应对智能时代的风险；只有各国各自制定技术标准，又容易形成互不兼容的市场与制度壁垒。

本届乌镇峰会提供了一个观察窗口。11月3日的开幕式主旨演讲强调，互联网发展正在经历智能化变革，同时要求更加突出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在治理路径上提出科技赋能、可信可控、普惠均衡、开放对话。这些表述之间有内在联系：技术创新创造增长空间，安全治理维护社会信任，发展普惠决定技术是否被更广泛地接受，而持续对话则是不同制度之间达成合作的前提。

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治理对象的变化。传统互联网的主要风险集中于信息传播、隐私泄露和网络攻击，智能互联网则把风险延伸至现实运行过程中。例如，智能电网、工业控制和城市交通系统接入人工智能后，数据被篡改、模型判断失误或系统遭到攻击，可能直接影响生产和公共安全。安全问题不再只是“网上”的问题。监管也不能停留在事后删除有害内容，而需要贯穿模型研发、部署、调用和事故处置全过程。

多边合作需要更多可操作的公共规则

数字技术具有全球溢出性，但各国的法律传统、发展水平和产业利益不同，形成完全一致的治理制度并不现实。真正可行的合作方式，是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先形成最低限度的共同规则，再逐步扩大互认范围。

首先要在高风险领域建立共同底线。对于涉及关键基础设施、个人隐私和公共安全的人工智能应用，各国可以围绕风险分级、独立评估、事故报告和可追溯审计形成基础标准。不同国家不必采用相同的监管机构和审批程序，但应当能识别彼此的安全要求、理解风险证据。全球治理的关键，不是让某一套国内规则简单向外延伸，而是降低跨制度合作中的不确定性。

其次要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参与能力。技术标准往往由掌握算力、数据和研发资金的主体率先提出，如果缺乏能力建设，许多国家即使在形式上进入谈判，也难以有效表达自身需求。国际电信联盟《2025年事实与数据》估计，全球仍有约22亿人未接入互联网。这意味着，人工智能治理不能只讨论先进模型如何监管，也要讨论网络资费、数字技能和本地语言服务。否则，技术不断进步，新的制度和市场门槛却可能把弱势地区进一步隔离在外。

再次要形成政府、企业、研究机构和技术社群共同参与的协作机制。政府负责公共利益和责任边界，企业理解产品运行与产业风险，研究机构能够提供独立测评，开源社区则能发现模型与软件的实际漏洞。多方参与不是削弱政府责任，而是让规则能够被测试、修正并持续更新。乌镇峰会发布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精品案例，既有网络基础设施，也包括国际网络安全协作、汽车行业可信数据生态与知识资源开放，说明跨境合作正在从原则表达走向不同主体的具体实践。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优势在于把方案落到场景

中国具有较大的数字应用市场、比较完整的数字基础设施产业链和丰富的公共服务场景，这为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实践基础。但规模优势能否转化为国际合作能力，取决于能否形成其他国家愿意使用、容易适配、能够持续运营的方案。

例如，在网络基础设施合作中，仅提供设备还不够，还需要兼顾当地电力条件、维护成本和运营人员培养；在人工智能开源合作中，仅发布模型权重也不够，还要提供工具链、评估方法、语言适配与安全说明；在数据跨境合作中，仅倡导数据流通便利也不够，还要有明确的分类规则、合同安排和责任机制。把这些经验转化为有弹性、可复用的公共产品，比单方面强调技术优势更有说服力。

中国还可以发挥在发展议题上的协调作用。不同国家对数据主权、个人隐私和技术安全有不同关切，但对提升就业、改善教育医疗、增强中小企业能力通常存在更大的共同利益。以具体民生和产业项目作为合作起点，有助于把抽象治理争论转化为可评价的实施效果，也能为规则协商积累信任。

衡量合作成效最终要看规则是否可信与发展成果是否共享

乌镇峰会把开源开放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放在同一主题之下，说明全球数字治理的重点正在进一步前移。互联网发展不再只看新增多少用户和流量，也要看智能系统是否可靠、跨国合作是否顺畅以及技术收益是否普惠。未来几年，围绕人工智能安全、跨境数据、数字基础设施和文明交流的合作将更加紧密，但地缘政治分歧与规则竞争也不会自然消失。

因此，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需要坚持两个方向：一方面，以多边对话和风险共治防止网络空间走向封闭分割；另一方面，以可负担的技术、可理解的规则和可持续的应用，让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都能参与创新。它所追求的并非一个没有差异的数字世界，而是一个能够在差异中合作、在风险面前共担责任、在技术进步中共享发展机会的网络空间。（王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