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从世界视野来审视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的抗日战争不只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年之际，从世界视野下审视这场伟大的战争，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巨大历史贡献。

一、日本对中国觊觎已久，中国军民众志成城，团结一心，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

鸦片战争的炮声不仅震撼了中国大地，也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没落的清王朝在殖民主义国家的冲击下，其内部的腐败和无能暴露无遗，逐渐沦为任人宰割的羔羊；而邻国日本则从中汲取了教训。经过中日甲午战争，日本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国际地位，也为其后来的对外扩张奠定了基础。日俄战争后，日本对外扩张侵略的狼子野心进一步膨胀。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趁火打劫，借口对德宣战，夺取了德国在山东胶州湾的租借地。此后，日本又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宣示了它要鲸吞中国的巨大胃口。

1927年6月，军人出身、组阁不久的田中义一召开所谓“东方会议”。田中在会后向天皇呈递的《田中奏折》中，狂妄叫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前所未有的经济大危机，日本经济也濒临崩溃。为摆脱危机，日本趁欧美各国忙于内部事务、无暇东顾以及中国陷入内战、民生凋敝、国防空虚之机，开始实施其既定的侵华政策。

1931年9月18日，日本悍然发动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侵华战争的序幕。然而，日本法西斯军人并不满足于吞并中国东北，他们秘密组织恐怖团体，通过暗杀活动清除妨碍他们进一步侵略扩张的绊脚石。在“五一五事件”和“二二六事件”后，日本的政党政治宣告终结，军部势力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随着法西斯主义的不断蔓延，日本整个国家的政策和行动都开始以军事扩张为核心，最终走向了穷兵黩武的不归之路。

1937年7月7日，日本法西斯精心策划了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军国主义者极端轻视中国的抵抗意志，认为“只要表示一下强硬态度，中国立即就会屈服”。陆军大臣杉山元甚至向天皇保证：“中国事变用一个月就可以解决。”

令日本始料未及的是，此时他们即将面对的中国，已不是一盘散沙，而是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正式爆发，中国军队展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决心，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从上海前线回日本的西村敏雄少佐向参谋本部报告说：“中国军队的抵抗极为顽强”，“中国居民同仇敌忾，斗志高昂”。1938年3月，中日两军在台儿庄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根据日军《步兵第十联队战斗详报》记载，中国“全部守军顽强抵抗到最后”，日军“睹其壮烈者亦为之感叹”。对于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抗战，日军更是感到极度的恐慌和不安。

1938年，日军挑起张鼓峰事件。一贯自认为“不可战胜”的日军，同苏军一交火，就被打得一败涂地。事后，关东军副参谋长石原莞尔对此次事件进行了反思和总结，他认为：“此次张鼓峰事件，苏联所恃以威胁日本者，则以日本对华用兵故；日本忍辱屈服于苏联者，亦以日本对华用兵故。”

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后，日军在战略方向上围绕北进和南进问题，摇摆不定。最终日本军部以“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现在正用于中国”为由，决定暂时放弃北进苏联的计划。即便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陆军的主力仍然被死死钉在中国战场上，寸步难移。”

中华民族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上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为反法西斯同盟的最终胜利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认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仅败于美国，而且更惨地败给了中国。正确地说，败给了中国人民。”这是对中国抗战历史贡献的公允评价。

但是，日本不少右翼分子却从根本上缺乏“败给中国”的意识，更没有对发动侵略战争的丝毫反省。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历史都不是任人随意涂抹打扮的小姑娘。只有抱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态度去对待历史，才能被世人所尊重。反之，如果我们对历史持有偏见，试图扭曲或忽视事实，则注定要遭到世人的唾弃。

二、苏联与中国患难与共，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坚不可摧的战斗友谊

在对付具有强烈扩张性的日本军国主义这一问题上，中苏两国有着共同的利益。

苏联一方面为极力避免苏日冲突，保持中立立场；另一方面又利用各种场合揭露和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从1931年9月23日到10月28日，苏联《真理报》相继发表《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瓜分中国》《满洲的被占和日本无产阶级的反帝斗争》和《满洲的绳结》等社论和署名文章，指出日本占据满洲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压迫，目的是把中国变成另一个朝鲜。

此外，苏联也给予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力所能及的支持。1932年12月，苏炳文将军指挥的一部分抗日义勇军因军械无法补充，交通被日军阻断，进入苏联国境后，苏联立即予以安置。此后，苏联又严词拒绝了日本引渡苏炳文的要求，帮助他安然返国。

苏联与中国共产党之间长期保持了合作关系。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大会。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大会上作了《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提出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是制止战争的关键。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于8月1日公布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野心和国民政府的投降卖国政策，呼吁停止内战，号召一切抗日党派、团体、阶级和阶层实行抗日大联合。

1936年11月25日，德、日两国在柏林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矛头直指苏联。面临东、西两面夹击威胁的苏联，开始重新审视远东问题。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七七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中苏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直接给予中国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支持和援助。与此同时，中国抗战也在客观上给苏联提供了支持。

这一点，斯大林的认识十分深刻。1940年，他叮嘱时任苏联驻华武官崔可夫：“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2015年，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塔夫罗夫斯基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说：“苏联红军在二战中没有陷入两线作战，由此得以集中优势兵力进行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并最终赢得二战欧洲战场的胜利。所有这些，我们都不能不铭记中国的巨大牺牲、感谢中国的卓越贡献。”同样，对于苏联人民在中国最困难时给予的援助，中国人民也没有忘记。苏联与中国在抗战期间患难与共的战斗友谊成为两国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三、美英自食其果后亡羊补牢，与中国结盟共同击败不可一世的日本法西斯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英法美等国主导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没有消除帝国主义的固有顽疾，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战胜国与战胜国之间矛盾重重。20世纪20年代末，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大萧条。1931年，整个世界的社会政治一片混乱，经济形势也一片哀鸿。就在这时，日本露出它的狰狞面目，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1月，在中国代表的一再要求下，国联成立由英美法德意五国组成，英国人李顿为团长的国联调查团，负责调查中日冲突。

1932年10月，李顿调查团提交了一份报告，认为解决东北问题的途径是实行“国际共管”，通过“国际合作”实现东北“自治”，企图改变日本独占中国东北的现状，以维护列强在东北的利益。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实质上反映了美英等国对日本采取的欲抑又纵的绥靖政策，大大助长了日本法西斯侵略扩张的野心。1933年2月25日，国联正式通过了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第二个月，对报告书不满的日本退出国联。

1936年11月，德日两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日本法西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的斗争开始上升为世界主要矛盾。然而，美英却无视这一世界性的主要矛盾以及中国建立反日国际同盟的主张，仍然企图以牺牲中国利益来安抚日本法西斯。这不仅致使日本法西斯势力迅速坐大，侵略扩张的战火迅速蔓延，而且极大地混淆了国际社会对法西斯本质的认识，严重地削弱了世界反法西斯的力量。

1939年9月，德国闪击波兰，英法的绥靖政策宣告破产，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1940年6月，巴黎陷落，法国战败投降；1940年9月，德国开始对英国伦敦进行狂轰滥炸；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全面卷入对法西斯轴心国的战争。至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总体格局终于形成，中国一直倡导的结盟主张得到迅速发展。此后，从《联合国家宣言》到《中苏美英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从《开罗宣言》到《波茨坦公告》，中国在致力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巩固与维护的同时，自身的国际地位也不断得到提高。

中国不仅一直呼吁世界上所有反法西斯力量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法西斯，更是身先士卒最早起来反抗法西斯。中国长时间独自同凶狠、强大的日本法西斯抗争，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最为艰难的1942年，美英不约而同地关注中国战局。罗斯福担忧“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有多少个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马上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丘吉尔同样忧心忡忡地讲，如果“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15个师团，也许有20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

令人遗憾的是，战后由于西方冷战思维，使得西方学术界很少提及中国抗战，更有甚者还加以贬低和歪曲。《被遗忘的盟友》一书作者拉纳·米特指出：“中国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参与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不仅仅是为了国家尊严和生存，还是为了所有同盟国的胜利。”历史的进程是无法进行假设的，然而，如果设想一下，没有中国军队和人民的持久抗战，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走向和最终结局可能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丘吉尔曾经把二战命名为“非必然的战争”，称“从来没有一次战争比这次战争更容易加以制止的了。”二战之所以未能被制止，主要是因为当时各国没有及时认识到法西斯的危害，对法西斯采取绥靖和纵容态度。二战胜利成果来之不易，二战教训依然历历在目，我们必须时刻牢记二战的历史告诫，防止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卷土重来。

四、周边国家和国际友人向中国伸出援助之手，同中国人民同甘共苦、生死与共

中国作为一个饱受殖民侵略之苦的半殖民地国家，总是设身处地地为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着想。当时，中国成为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反法西斯力量的庇护所和集结地，为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事业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帮助。

1943年开罗会议期间，中国极力主张要充分考虑其他弱小国家和民族的愿望，适时给予南亚、东南亚和东北亚的殖民地国家独立地位，表达了其他弱小国家与民族的心声。对此，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致书中国政府：“韩国之独立及全世界弱小民族之完全解放，全赖贵国对日宣战及获得光荣的最后胜利而完成。”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开幕。在会上，中国代表团一如既往地伸张正义、主持公道，“反对强权政治、强调国家平等和种族平等，强调国家主权和独立，中国这种独特的作用，是其他三大国所难以替代的。”

与此同时，周边国家许多反法西斯战士也向中国伸出诚挚的友谊之手，支援中国抗战。由金日成等领导的朝鲜抗日武装在中国东北地区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进行了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以金若山为首的朝鲜民族革命党和以金九为首的韩国临时政府先后建立“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协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对中国军队开展对敌斗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越南人民和胡志明领导的印度支那共产党，长期活动于中越两国边境地区，同中国人民一起并肩战斗。由尼赫鲁领导的国大党组建了印度援华委员会，开展了广泛的援华活动。

加拿大、新西兰、奥地利、德国、日本等国的友好人士或反法西斯战士也给予中国抗日战争支持和援助。他们中有加拿大人白求恩、布朗、夏理逊、麦克卢尔以及文幼章；新西兰人贝特兰、艾黎；奥地利人魏璐诗、罗生特、傅莱；德国人米勒、拉贝、希伯、叶华；日本人野坂参三、鹿地亘、池田幸子、绿川英子、山田和夫、成仓进等。此外，还有一支由波兰、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等国的白衣战士组成的“国际援华医疗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生死与共。他们的名字铭刻在图云关“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碑”上，他们的功勋永垂不朽。

中国的抗日战争最终以日本法西斯的彻底覆灭和中国的完全胜利而结束。抗战的胜利，使中国“从一个软弱的战争牺牲者，转化为一个世界大国”。但是，中国成为世界公认的大国不是某个国家的良知发现和突发慈悲的恩赐，也不是国内某一集团、某一人的单独作用，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团结一致、英勇抗战、流血牺牲取得的。同时，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弱国，同美、英、苏三大强国差距很大，因此中国虽然是世界公认的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但“并不就表示中国在实际上已经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华民族开始站起来，标志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改革开放的实施，中华民族开始富起来，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开始强起来，展现出更加自信和强大的国际形象。今天，我们的责任就是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