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公元768—824年），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人，一说怀州修武（今河南修武）人，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是唐朝中期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其著作被编为《韩昌黎集》。
提起小龙虾，想必大家并不陌生。特别是到了一些传统佳节，小龙虾更是成为深受大家青睐的餐桌美食。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小龙虾并非我国的传统食材，而是一种外来入侵物种。那么，作为外来入侵物种的小龙虾凭借什么样的魅力，征服消费者味蕾与市场的呢？
所谓“小区周边公共停车资源有偿错时共享”，简单来说，就是住宅小区夜间停车需求大，而部分附近的经营性停车场、物业楼宇内部停车场和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停车资源在晚上却处于闲置状态，因此可以在晚上开放部分经营性停车场、物业楼宇内部停车场和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停车资源，并收取一定的费用。
北京市政协大力推进政协委员工作室建设，不仅是推动委员联系界别群众走深走实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激发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有益探索。
作为北京市政协2023年的一项创新性工作,“每月一题”民主监督工作把政协民主监督嵌入首都治理实践，协助党委政府扎实办好一批实实在在的民生实事，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政协工作融入全市工作大局，将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首都治理效能。
笔者在《前线》杂志2023年第4期发表《谋国不谋身的唐朝名相》一文，文中介绍了曾与狄仁杰共同辅佐武则天、同为唐朝著名宰相的娄师德（630－699年）的相关故事。但文中没有介绍娄师德十分著名的“唾面自干”这一忍辱故事。本文主要就“唾面自干”这一故事做简要评介。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牛作为与人类长期共处、相依相伴的重要动物伙伴，人们对它有比较深切的了解，赋予其广泛的寓意。我国农牧业文明发达，人们对牛充满了无限的敬仰和赞美之情，由此孕育出多姿多彩的牛文化，为人类文明增添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作为唐代中兴名将，郭子仪的忠义之节令人感佩、卓著功勋令人仰慕。在宦官专权、互相倾轧的唐王朝内部，他几经沉浮，最终得以善终，给自己的戎马生涯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纵览娄师德的一生，《旧唐书》总结道：“能以功名始终，甚为识者所重。”既无背景、也无靠山的娄师德，在武则天统治时期虽然几经沉浮，却两次拜相，最终功成身退，得以善终。究其原因，在于娄师德识时务、知进退。
王猛（公元325―375年），字景略，北海郡剧县（今山东昌乐）人，善于谋略，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前秦政权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王猛辅佐苻坚十八年，励精图治，为前秦王朝统一北方、巩固统治贡献才智，后世多将他与管仲、诸葛亮并列。
赤乌六年（公元243年）十一月，顾雍病逝后，孙权身着孝服前往祭吊，称颂其：“至德忠贤，辅国以礼。”赐谥号“肃”。顾雍为官，善始善终，其所凭借的不只是望族出身，也不只是才华出众，更重要的是他为人处世有君子之道。
杜渐防萌，慎之在始。问题往往在开始时很小，随后由小变大，积少成多，由量变到质变。如果有不良倾向，一开始时就要小心谨慎、及时纠正，如若任其发展，极有可能酿成更为严重的事故，甚至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陇、蜀均已彻底平定后，窦融入朝，位列三公，执掌重权，得以绘像于南宫云台。窦融去世后，窦氏一族和东汉王朝始终交好，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窦氏一族之所以能够延续数百年的权势与荣耀，既得益于窦融“举足轻重”的地位，更得益于他“谋后举足”的远见卓识。
金日磾作为一代名臣，赢得了后世的广泛赞誉。他深刻懂得律己不严易出佞臣，治家不严易生败子的道理，最终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少数民族政治家。金日磾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高的评价，与其严于律己、律家，始终坚持心中有责、有戒、有畏，不无关系。
打铁还需自身硬。张良能够被刘邦赏识和信赖，缘于他刻苦钻研兵书，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同时，他还能够在战场上灵活应用学到的知识，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取得一次又一次的成功。试想，一个有抱负、有才能，且能学以致用的人，能不想被国家和人民信任，并得到重用吗？
“四民”是作为江户时代（1603—1867年）幕藩体制下的身份制度被人们所熟知。但实际上，在8世纪初期制定的《大宝令》中，可能已经出现了“四民”等级的划分。
在我国，龟与龙、凤凰、麒麟合称为四灵被世人信奉，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符号。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龟文化基本沿袭汉代风俗，同时又有新的内容和形式出现。现在，由于环境污染，龟的栖息地被大量破坏，一些龟种已处于濒危状态，需要我们加强对它们的保护。
藤原不比等的四个儿子：藤原武智麻吕，藤原房前，藤原宇合，藤原麻吕都在朝中担任议政官，各自后来形成了藤原氏的四家，即南家，北家，式家，京家。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藤原不比等的第四子、藤原四家中知名度最低的京家始祖藤原麻吕。
据说，中大兄皇子有一天在飞鸟法兴寺大规树上踢球，结果不小心鞋子随同球一并掉落。这时中臣镰足碰巧捡到了鞋子，并跪下来将鞋子递给中大兄皇子。中大兄皇子见状便也跪下来接过自己的鞋子。
古代日本皇亲与皇权之间的关系不仅影响到古代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而且对于天皇是否能够真正掌握实权，以及有效控制其他势力干政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如何处理皇权与皇亲的关系，一直是古代日本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可可”是作为植物的“可可树”以及可可树的果实“可可果”与种子“可可豆”的统称。随着巧克力饮品在欧洲的需求不断上涨，英国、法国、荷兰等后起的殖民者在利益驱使下，开始在其非洲殖民地种植可可。
从某种意义上说，平清盛开创了武家政权的先河。尽管如此，平氏政权基本上沿袭了以往的朝廷机构，没有建立武家的统治和管理机构，并没有完全取代公家政权。因此，可以说“当时的政治体制是后白河院政与平清盛的武家政权，在微妙的平衡下共存的一种体制。”
安元大火两个月后，藤原成亲与西光、俊宽、平康赖等人聚集在鹿谷别庄举办宴会。据说后白河法皇也参加了，但只在欣赏猿乐。在酒酣之际，有人误将酒瓶碰倒并打碎。藤原成亲见状笑道：“今日首事，平氏既倒，（瓶子、平氏音相近）岂不快乎。”于是在场的人也都会心地笑了起来。
日本古代天皇制经历了确立、发展、畸变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恰好对应皇亲政治、皇亲政争和皇亲失势三个阶段。在以天皇为首的中央政权建立之初，天皇为防止贵族官僚干预皇位继承和进行分权，加强天皇专制统治，逐渐确立了以天皇的诸皇子为中心的皇亲势力取代过去旧豪族势力的统治体制，即皇亲政治。
由于古代日本人崇信天皇是神的后代，且神没有姓，因此天皇及皇亲都没有姓。大化改新以后，随着古代国家政治形势的不断变化，出现了天皇给皇亲赐姓的现象。日本学界有时也将皇亲赐姓称为“赐姓降下”或“臣籍降下”。天皇在给皇亲赐姓时往往也附带赐予“氏”名，有时也被称为“皇亲赐氏姓”。
皇亲的婚姻对古代日本有着重要的影响，它不仅是人们了解古代天皇制的一个重要窗口，而且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法律和社会习俗等。随着二战后日本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家庭、婚姻、女性等课题的研究也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但由于受到史料的限制，对皇亲婚姻的专题研究较少，大多都附属于贵族婚姻的研究当中。
权力的分配是古代日本天皇制的核心问题之一。为了合理、有效地分配权力资源，日本确立“位阶制”，按位阶把官人阶层分为不同等级类型，以此赋予官职、确定封禄，形成“有位者集团”。
在以天皇为首的中央政权建立之初，天皇为防止贵族官僚干预皇位继承和进行分权，加强天皇专制统治，逐渐确立了以天皇的诸皇子为中心的皇亲势力取代过去旧豪族势力的统治体制，即皇亲政治。
“平治之乱”同时也使武家栋梁源氏崩溃，平清盛作为唯一的武家栋梁，巧妙地斡旋于上皇和天皇之间，逐渐掌握了朝廷大权，成了最后的赢家。由此，天皇制彻底走向了没落，代之而起的是武士专权。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蚕虫与桑树已经远远超越了其本身所具有的生物价值，深深地渗透到历代社会的诸多方面，形成独具中国风格的蚕桑文化，成为古老灿烂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由蚕丝所织造的丝绸还充当了古代东西方交流互鉴的“文明使者”，对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保元之乱”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说是一起成为政治体制的分水岭的事件。在“保元之乱”中，不仅摄关家的氏长者被杀、死刑被恢复、上皇被流放，而且使贵族们认识到，皇族与贵族之间的对立，不依靠武士力量无法解决。然而，以武士来抗衡贵族，终归只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政治措施。自“保元之乱”后，武家在政治上的发言权得到了飞跃性的提升，而公家的影响力则逐渐下降，标志着武士阶层走上日本政治舞台。
白河上皇为了有效控制堀河天皇，于宽治七年（1093）二月，让15岁的堀河天皇迎娶自己的妹妹（后三条天皇第四皇女）、原贺茂斋院笃子内亲王为女御。不久之后，堀河天皇又被迫将自己的姑母笃子内亲王立为中宫。后来，权大纳言藤原实季的女儿藤原苡子入宫，成为堀河天皇的女御。
古代中国受传统的“天子无父母”这一原则的制约，皇帝一旦让位，即为新帝的臣属，没有凌驾于新帝之上的权力，充其量只能享受一般皇亲待遇。古代日本则不同，天皇退位后作为新天皇的尊长，仍享有等同于天皇的权力。
木材是植物生长所形成的木质化组织加工而成的材料。作为地球上支持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资源，木材不仅是迄今世界公认、用途广泛的四大原料（木材、钢材、水泥、塑料）之一，而且千百年来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甜”是一种味觉，和“苦”相对。“糖类”作为激发“甜味”的物质，是人类食物中比例最大的营养物，为人体活动提供主要能量。古代的人们为了获得糖费尽了心思；近代的人们为了占有糖更是上演了一幕幕悲剧。
狮子作为自然界中真实存在的动物，并不生长在中国的土地上，但中国文化史上却出现了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关于狮子的文化艺术同自然界中不存在的龙、凤、麒麟等图腾动物一样，源远流长、丰富多彩。那么，这种产自异域的猛兽在中国为什么会变成瑞兽，并最终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呢？
玉米是禾本科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又名玉蜀黍、苞米、苞谷等，名目繁多。玉米与水稻、小麦作为全世界最主要的粮食品种，不仅被制作成各类美食带给我们味蕾上的享受，而且为我们提供身体所需的各类营养。那么，我们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且不可或缺的玉米，究竟起源于何处？又是如何传播到全球各地并影响人类的呢？
所谓摄关政治，简单说来就是天皇年幼时，由藤原氏代行政事称摄政，待天皇年长亲政后，摄政改称关白，辅助天皇总揽政事，即摄政与关白影响甚至操控天皇，成为国家实际上真正的掌权者。
藤原威子升为中宫的仪式结束之后，藤原道长在宅邸举办宴会。宴席上，藤原道长即兴吟诵了后来广为人知的和歌，以表达他获得权势后的得意心情：“此世乃我世，如月满无缺”。
藤原伊周拥有很高的汉学修养，《本朝丽藻》《本朝文粹》《和汉朗咏集》等文集多有收录他秀逸的汉诗文，同时他也是一位典型的纨绔子弟，做事横行无忌，败给了叔父藤原道长，最终导致家族的没落。
一般认为，“安和之变”的真相并非源高明密谋废立天皇，而是藤原师尹故意安排源满仲等人告密，是藤原氏策划的针对源高明等其他氏族而实行的排斥异己的阴谋。此后，摄政与关白成为常设官职，并且都由藤原北家系统世袭，藤原北家权倾天下。据统计，“安和之变”后，18名公卿中，藤原氏占了11名，已经没有可以与藤原氏相抗衡的家族。因此，“安和之变”也被视为“藤原北家排斥异姓的最后事件、最后一步。”
在菅原道真怨灵的影响之下，对于醍醐天皇而言，值得庆幸的是，在保明亲王去世的延长元年（923），皇后藤原稳子生下了次子宽明亲王，并在皇后的“精心照料”之下逐渐长大。对于藤原时平而言，十分不幸的是，从此摄关之职落在了弟弟藤原忠平身上，并且由他的子孙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昌泰之变”完全是一桩冤案。菅原道真被贬后，醍醐天皇改元延喜。藤原时平的妹妹藤原稳子则成为醍醐天皇的女御，并生下崇象亲王（后改名保明）。延喜三年（903）二月，重蹈橘广相覆辙的菅原道真在郁闷与不甘中去世（59岁）。延喜四年（904）二月，崇象亲王被立为皇太子。
“阿衡”一词也源自于中国，是中国殷商时期的贤臣伊尹担任过的官职，后人把辅弼皇帝的贤相、尤其是代帝摄政的宰相，喻为“阿衡”。橘广相（原名橘博览）不仅是一位官僚，同时还是一位精通汉文化的著名学者和诗人。
纵观日本天皇的历史，因直系皇统断绝而由旁系皇统继承的现象并不少，如清宁天皇去世后由旁系显宗天皇即位、武烈天皇去世后由旁系继体天皇即位、称德天皇去世后由旁系光仁天皇即位等。但以上旁系皇统即位的原因都是没有直系皇统继承人存在。阳成天皇退位后由旁系光孝天皇即位显得比较特殊。
在日本东京出光美术馆收藏着一份以清和天皇统治时期的“应天门之变”为题材的长轴画卷，即《伴大纳言绘卷》。本文接着前面提到的藤原良房如何正式获得“摄政”称号这一问题，就“伴大纳言绘卷”的主人公伴善男与“应天门之变”作一考察。
“承和之变”后，仁明天皇改立藤原良房的外甥道康亲王为皇太子，同时晋升藤原良房为大纳言（此时的左大臣为藤原绪嗣，右大臣为源常）。藤原良房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势，将女儿藤原明子嫁给皇太子道康亲王。承和十年（843）七月，左大臣藤原绪嗣去世（70岁），嵯峨天皇皇子源常升任左大臣，橘嘉智子太皇太后兄长橘氏公升任右大臣。承和十四年（847）十二月，右大臣橘氏公去世（65岁）。次年一月，藤原良房升任右大臣。
恒世亲王既然不愿当皇太子，淳和天皇也没有强求，于是在四月十八日立嵯峨上皇与皇后橘嘉智子（唯一一位出身橘氏的皇后，因建立檀林寺被后世称为檀林皇后）所生正良亲王为皇太子。四月二十七日，淳和天皇正式举行即位大典（大伴氏为避天皇讳改为伴氏）。
本专栏自开通后，以《古代日本皇亲制度研究》一书第一章、第二章以及部分在报纸上发表的杂文为主，陆陆续续已经上传了15篇文章。这些文章有的是受篇幅所限没有展开的问题，有的是看书过程中某个感兴趣的问题，前后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写，彼此之间也没有逻辑关系。之所以要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弥补专著出版过程中由于能力有限、时间紧迫而造成了不少谬误，另一方面是想通过增补、修改一部分内容，把一些问题写得再充分和清楚一些。
宝龟十二年（781）正月初一，伊势神宫的上空出现象征吉瑞的祥云，朝廷于是改元天应。天应元年（781）四月三日，光仁天皇以生病为由发布退位宣命，代替他户亲王成为皇太子的山部亲王即位，是为桓武天皇。翌日，桓武天皇册立同母弟早良亲王为皇太弟；十五日，桓武天皇宣读即位宣命（奈良时代的退位宣命与即位宣命一般在同一天发布，自此退位宣命与即位宣命开始分开发布），同时追赠生母高野新笠为皇太夫人，并对文武百官进行叙位。同年十二月，光仁太上天皇驾崩。延历元年（782）闰一月，发生“冰上川继之变”。延历二年（783）四月，藤原式家的藤原乙牟漏（藤原良继之女）被册立为皇后。桓武天皇与乙牟漏皇后生有安殿亲王（平城天皇）和神野亲王（嵯峨天皇）。另外，桓武天皇与夫人藤原式家的藤原旅子（藤原百川之女）生有大伴亲王（淳和天皇）。
一些学者已经指出，“冰上川继之变”这场未遂的叛乱，很可能是桓武天皇捏造的一个事件，其目的是将对其统治构成威胁的冰上川继及其同党一网打尽，确立今后的政治主导权。桓武天皇即位后，确实有一些对桓武天皇不满的贵族企图推翻这个新兴的政权，从此后桓武天皇决定迁都长冈京也可以看出，他希望摆脱平城京以天武系为主体的反对势力，重新构筑自己政治势力的愿望。
有唐一代，日本先后任命了19批遣唐使团，其中有16批使者怀揣着梦想到访唐朝。与此同时，唐朝也派遣了多批使团回访日本。日本史书称这些访问日本的唐朝使节为“唐国使人”或“唐客”。本文主要介绍4位出访日本的唐朝使节。
阿倍内亲王生于养老二年（718），父亲是圣武天皇，母亲为光明皇后。天平十年（738）一月，圣武天皇册立阿倍内亲王为皇太子。天平胜宝元年（749）七月，圣武天皇让位成为日本历史上最早的男性太上皇，阿倍内亲王则即位成为孝谦天皇。
元明女帝本名阿閇（也写着阿倍）皇女，其身份非常复杂且特殊。她是天智天皇的女儿、持统女帝的妹妹兼儿媳（草壁皇子的姨母兼妻子）、文武天皇的母亲。由于草壁皇子死得早，所以持统天皇退位后，便将皇位让给孙子轻皇子（即文武天皇）。文武天皇去世后，由于儿子首皇子年幼，所以便由文武天皇的生母阿閇皇女即位，即元明女帝。
持统女帝原名鸬野赞良，父亲为天智天皇，母亲是苏我远智娘。齐明天皇三年（657），鸬野赞良嫁给叔叔大海人皇子（天武天皇）为妃。天智天皇元年（662），鸬野赞良生下草壁皇子。
藤原不比等（659—720年），原名“中臣史”，后改名“藤原不比等”，是日本从飞鸟时代到奈良时代初期的著名政治家，他参与制定《大宝律令》，指导制定《养老律令》，在世时官至正二位右大臣，死后被追赠为正一位太政大臣。藤原不比等奠定了藤原氏一族兴盛的基础，被誉为“藤原氏的实质性的始祖”。
近两年来，新冠肺炎疫情起伏反复、病毒频繁变异，对人类的生活构成冲击。在医学不发达的古代社会，疫病的影响则是更加巨大的，甚至可以改变当时的政治走向。
在古代日本，宫廷里的政治斗争也十分激烈，很多时候这种斗争都是亲人之间相互残杀。本文主要想谈谈被称为“权术谋略可以和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政治阴谋家相媲美”的藤原仲麻吕的成败，以及铃印之争对其成败的影响。
最近，关于文仁亲王的长女真子公主下嫁给小室圭的新闻让日本的吃瓜群众炸开了锅。这位日本皇室的驸马小室圭此前一直被反对这场婚姻的人们称为“令和的道镜”。正巧不久前我的一位朋友跟我聊起“道镜”这个人物。“道镜”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在唐朝中日交流史上，日本前后任命了19次遣唐使团，但日本史书在称颂遣唐使团的留学生时却说：“我朝学生播名唐国者，唯大臣及朝衡二人而已。”这里的朝衡就是前文的阿倍仲麻吕，而大臣则是对吉备真备的尊称。在日本人看来，吉备真备是与阿倍仲麻吕齐名的播名唐国者。
日本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有着独特而传奇的一生。他仰慕中国文化，远渡大唐求学；他历任多项要职，忠心为唐效力；他朋友遍布天下，诗作流传至今；他归国遭遇风暴，最后长眠唐土；他是遣唐留学生的典范，是中日友好交流的杰出使者。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最开放的朝代之一，同时也是中日两千多年的交流史中较为密切的一段时期。日本派遣到唐朝进行交流的使节——遣唐使正是两国这段交流史的重要承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