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但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从未停歇。七七事变后，在祖国大陆的台胞纷纷申请恢复国籍，成立抗日组织，开展抗日活动。1939年成立的台湾义勇队作为抗战时期由台胞组成，直接参加祖国抗战的一支队伍，是台胞参与祖国抗战的杰出代表。福建作为台胞聚居大省，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成为台胞安置与抗日力量集结的关键区域。崇安（今武夷山市）虽非抗战前线，却因独特的地理与社会条件，成为福建台胞安置的核心区域之一，更与台湾义勇队形成紧密关联。本文依据福建省档案馆编《台湾义勇队档案（1937-1946）》（海峡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中与崇安相关的台民安置文电、兵员输送记录、家属救济函件等资料，梳理崇安与台湾义勇队的互动历程。

一、崇安是抗战时期福建台胞的集中安置基地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防范日军利用台胞进行间谍活动，同时保护台胞安全，福建省政府决定对分散在福州、厦门、晋江等地的台胞进行集中安置。崇安因地处闽北腹地，山深林密，远离沿海战火，且土地、气候等自然环境适宜垦荒生产，成为重要的台胞安置点。

1938年5月，福建省政府下达指令：“将晋江县政府解省之台民254人与省会遣留之台民151人一并解往崇安，由该县政府妥筹安置，并由保安处派队护送。”1939年8月，连城县因“成为交通孔道”，“将留县台民54名移往崇安”，至此崇安台胞规模达400余人。为便于管理，崇安县政府将台胞安置在孔庙与贞光学校，形成有组织的居住体系，分为壹保、贰保、叁保等区域，涵盖医业、垦荒、手工业、商业等不同职业群体。

为保障台胞生活，崇安县政府从基本生活、生产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基本生活保障方面：初期按“成人每日0.10元，孩童0.06元”标准发放伙食费，解决台胞温饱；1939年3月，为应对寒冬，崇安县政府“制发棉被20件，转发旧棉衣173件”，由垦务所转交台胞；1941年5月，福建省振济会拨发2000元救济费，分配给台湾义勇队队员家属每人“补助金37元7角3分6厘，计53人”，以缓解生活压力。

生产就业支持方面：1938年12月至1939年1月，崇安县垦务所先后批准邓秉仁、曾子炉、陈光复、王仲甫、黄国瑞等多户台胞“补编垦荒”，分配耕地与农具，鼓励台胞“自耕自食”。“抗战期中军用原料之樟脑与樟脑油国内极感缺乏，价格腾贵”。1939年2月，垦务所支持台民朱春海等利用崇安丰富的樟树资源创办樟脑工厂，“将来所得利益，即充留崇台民用费，以补垦荒之不足，而国家亦获得军用品原料，实一举两得”。

教育医疗服务方面：1940年1月，崇安垦务所筹备“台童教养所”，解决台胞子女教育问题；同时，将叶逢春、张亨寅等17名台籍医生安置到县卫生院及各区卫生所，既解决台胞就医需求，也补充地方医疗资源。这些政策不仅稳定了台胞生活，更消除了台胞的“异乡感”，为其参与抗日工作奠定基础。

二、崇安是台湾义勇队的重要兵员来源地

1939年2月，台湾义勇队在台胞领袖李友邦和中共地下党员张一之的率领下，于浙江金华宣告成立。崇安集中的台胞中，大量青壮年具备爱国热情与专业技能，成为义勇队最重要的兵员来源地。

早在1938年11月，李友邦便从浙江辗转来到崇安，与张一之一起动员组织崇安的台胞参加抗战，受到了台胞的热烈响应。1939年1月，台湾义勇队筹备委员会宣告正式成立，由李友邦、张一之、郭汝侯、林心平、张应璋5人任筹备委员。为了动员组织台胞参加抗战，崇安县政府于当月设立“台胞战地服务训练班”，并制定详细的《训练班简章》《训练办法》与《服务优待办法》等。《训练班简章》明确规定：“训练班系以训练确愿效忠祖国，参加战地服务留崇台胞，使具有充分之军事、政治、医疗等学识及技能，确能前往参加战地服务，增加抗战力量为主旨。”《训练班简章》还规定训练班“分设军事政治及医疗两组”。《训练办法》规定：“本班军事训练占50%，政治训练占44%，精神训练占 6%”；“本班训练期内学员伙食、服装均由本府供给”。《服务优待办法》规定：“各学员开赴服务后，其家属除已在垦务所垦荒外，其生活困难者，由本府[津]贴成人每日1角，孩童7分”；“出征台民，其子女得免费入本县各学校读书”；“学员在各部队服务，如有伤亡，得呈请相当抚恤之”。

训练班的举办点燃了台胞的参军热情。从1939年2月至1944年9月，崇安向台湾义勇队输送兵员超百人，占义勇队队员总数的近三分之一。1939年2月，李友邦从崇安挑选郭汝侯、黄国瑞等22名台胞（另有其子女6名儿童）作为第一批队员赴金华集训，离开崇安时留崇台胞和当地人民开大会热烈欢送。3月，在张一之率领下，石崑玉等第二批22名台胞赴浙集训，福建当局派兵站专车护送，并提供军装、路费等。此后，崇安台胞参军热潮持续高涨。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陈春圃、曾慧英等台民主动申请赴浙；1940年6月至8月，李瑞成等14名台胞、朱炳源等20名台童及13名队员家属组成52人队伍，在牛光祖率领下赴浙。1941年3月，柯水治、高聪明、廖月英3人赴浙；1941年12月，张之杰、简荣铨、林金妹、石志英4人赴浙。这些台胞带着“保卫祖国，收复台湾”的信念，在义勇队中承担医疗、宣传、情报、对敌喊话等任务，成为义勇队的中坚力量，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崇安是台湾义勇队队员的休整与家属安置后方

抗战期间，前线战事紧张，医疗条件有限，需要后方提供稳定的休整场所与家属安置支持。在当时的艰难环境之下，崇安凭借稳定的社会环境与完善的台胞管理体系，成为台湾义勇队队员休整与家属安置的“后方港湾”。

1939年至1940年，多名义勇队队员因伤病返回崇安休养。1939年4月，队员李国星因病返回崇安，县政府为其提供诊疗；5月，队员翁鹏飞、李国明相继返回崇安，垦务所专门安排宿舍供其疗养。为规范管理，台湾义勇队与崇安县政府建立联动机制，队员请假返崇需由义勇队出具公函，明确请假期限；痊愈后由崇安县政府协助归队，确保队员休整与作战两不误。

台湾义勇队队员家属的安置是稳定队员军心的关键。对于队员家属，崇安县政府给予了细致关怀。1940年起，福建省政府批准义勇队队员家属赴浙团聚，邓秉仁之妻林美良、黄授杰眷属许淑娟等先后经崇安中转。1942年6月，因“时局紧张”，67名队员家属从崇安迁移至建阳，崇安县政府负责护送与物资调配，并造具《台湾义勇队眷属姓名册》。此外，崇安还为队员家属提供教育、医疗等便利。这些举措解除了队员的后顾之忧，让他们能够全身心投入抗日工作。

从《台湾义勇队档案（1937-1946）》可以看出，从台胞安置到兵员募集，从队员休整到家属关怀，崇安与台湾义勇队的互动贯穿了抗战始终。在崇安的支持下，台湾义勇队不断发展壮大，队员从初期63人增至1945年的381人，在宣传鼓动、战地医疗、对敌政治工作等方面屡立战功；而台湾义勇队的存在，也让崇安成为两岸同胞共同抗战的象征地，彰显了“保卫祖国，收复台湾”的共同信念。这段历史不仅是台胞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更成为今天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共护民族大义的重要历史依据，激励着两岸人民铭记共同抗争的岁月，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