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公元1020—1077年），字子厚，祖籍大梁（今河南开封），被后世尊称为“横渠先生”，是北宋时期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张载一生，无论居庙堂之高，抑或处著述之途，始终心系民生疾苦，致力于以学济世，为社稷求良方，为苍生谋福祉。

少年壮志 心系边疆

北宋真宗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张载出生于长安（今陕西西安）一个士大夫家庭。他的名字“载”取自《周易·坤卦》“厚德载物”之语。张载自幼聪明好学，“志气不群”。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张载的父亲张迪在涪州（今重庆涪陵）知州任上不幸去世。当时年仅15岁的张载，与母亲陆氏、弟弟张戬护送父亲的灵柩归乡。行至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时，由于路途经费不足，加之前方发生兵变，他们不得不将父亲的灵柩安葬于此地，并在此侨居。张载也因此被后世称为“横渠先生”。

年少的张载于田间辛勤劳作，既为母亲分担家庭重担，又刻苦自学，汲取知识以提升修养。他对军事怀有浓厚兴趣，常与人谈论军事策略。当时，北宋外患不断，西夏割据势力频繁侵扰边境，百姓苦不堪言。心怀报国之志的张载深受触动，于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写成《边议九条》。文中详尽阐述了他对边疆防御、用兵策略的见解，从选吏、募兵、组织民团，到择帅、养兵、用兵之法，条分缕析、细致入微。

随后，张载怀揣《边议九条》，求见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主持西北军务的范仲淹。他言辞恳切地请求对西夏用兵，甚至愿亲率民团，冲锋陷阵，收复失地。范仲淹从张载的言谈举止中“知其远器”，于是点拨道：“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同时，赠予张载一本《中庸》，期许他能在文化的研究与传承上作出更大贡献。

张载在深思熟虑之后，听从了范仲淹的建议，放弃了投军的念头，转而埋首书斋，日夜苦读。他不仅逐字逐句地研读经典文本，还勤加思索、融会贯通。正是这段沉潜治学的岁月，为他日后创立影响深远的“关学”学派奠定了坚实基础。

博观约取 敦本善俗

张载治学，不囿于儒学一隅，而是兼容并蓄，广涉佛、道典籍，从诸家思想中汲取智慧。经多年钻研，他发现佛、道之学虽博大精深，却难助其实现宏图抱负。遂返归儒学，潜心研习“六经”。此番博观约取，使其对诸家思想洞见愈深，终悟儒、佛、道互补之理。受此启发，他积极构建以儒学为主体、融合佛道精义的新儒家思想体系。

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38岁的张载赴京应考。时欧阳修主考，张载与苏轼、苏辙同登进士第，自此步入仕途。在候诏待命之际，张载得到宰相文彦博的支持和推崇，在开封相国寺开坛讲《周易》，一时间名动京城，讨教者络绎不绝。在此期间，张载遇到了程颢、程颐二人。张载与二程交流学问时，发现他们对《周易》的见解深邃而独到，远超自己过去的认识，便毅然撤掉讲坛，并对前来听讲的人说：“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张载的这一举动，使得二程名声大振。然而，在同二程谈论道学的要义后，张载又坚信：“吾道自足，何事旁求！”展现出了他既虚心又自信的态度。

进士及第后，张载先后在云岩（今陕西宜川）、渭州（今甘肃平凉）等地任职。在云岩县当县令期间，他以“敦本善俗”为先，推行仁政，体恤民情。每到月吉之日，他常常亲自设酒食招待老者，用实际行动弘扬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他还虚心询问民间疾苦，探讨教育年轻人的方法。为使县里颁布的文告家喻户晓，他经常把乡长们召集到县衙，反复叮嘱他们务必准确传达文告内容给每位村民。因此，他发布的政令，连不识字的村民和孩童都知晓。张载若在路上遇见百姓，总会询问是否了解政令；若有人不知，便问责未尽职的下属。这一做法让政令畅通无阻、落实到位，也方便百姓向官府提意见，广开言路。

张载还筹集资金，为云岩县兴办免费学堂，给穷苦子弟提供读书机会。在办学过程中，他尤为重视学生品德教育，反对仅令其死记硬背以应付考试，强调研习经典当以领悟做人做事的道理为要，进而学会明辨是非。他曾经这样对学生说：“谁能少把心思放在科举功名上，跟我一起追寻尧舜那样的圣贤境界呢？”这番话让很多学生深受触动，纷纷追随他学习。

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御史中丞吕公著向宋神宗推荐张载，称赞“张载学问根基深厚，各地的学者都尊奉其学说”。宋神宗久闻张载之才，遂召见以询治国之策。面对垂询，张载主张“皆以渐复三代（即夏、商、周）为对”。神宗闻其言，深以为然，乃授以崇文院校书之职。

当时，王安石执掌朝政，大力推行变法，曾向张载征求对新政的看法。张载一方面认为政治家应该积极作为，对王安石变法中革除积弊、富国强兵的初衷表示肯定；但另一方面，他对变法中一些过于激进的措施又有些担心。张载主张改革要循序渐进、稳步推进，担心操之过急会引发社会动荡，让百姓受苦。因此，他在参与变法相关事务时非常谨慎，既不盲目附和王安石，也不刻意全盘反对新政。

然而，随着变法引发的争议越来越激烈，张载心里也充满了担忧。于是，他决定辞去崇文院校书的职务，远离这场纷争。不过，他的辞职请求没有被朝廷批准。没多久，张载被派到浙东去审理苗振贪污的案件。案件审理完回朝后，张载得知自己的弟弟、监察御史张戬，因为激烈反对变法被贬官。这个消息让他更加不安。为了避免被卷入这场无休止的争斗，张载毅然辞官归隐，重返横渠镇。

归隐农田 躬行礼教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张载归乡后，靠着家里几百亩田地过日子。虽然不算宽裕，但也过得舒心自在。他专心讲学、著书，收了不少学生。

张载讲学，独树一帜、不拘一格。书院讲堂、田间地头，皆可为育人之所。他特别注重引导学生思考，鼓励学生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他的学生里，后来出了不少有名的学者和思想家。不过，张载并没有只顾着埋头做学问，脱离现实社会。他深知北宋社会积弊丛生：土地兼并严重，贫富悬殊，道德风尚日下，百姓苦不堪言。张载一直向往夏商周时期的“三代之治”，又对现实中的这些困境感到担忧，于是带着学生开展实践活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尝试恢复古礼和井田制。

在张载看来，古礼是儒家文化的重要载体。他致力于恢复古礼，从婚丧嫁娶到日常起居，皆以礼为准则，规范人们的言行举止，重塑社会的道德秩序。张载积极推动恢复井田制。他带领学生亲自购置土地，按照《周礼》的规划，将土地精心划分为公田和私田，并把私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他希望借此恢复土地的均衡分配，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为了验证井田制是否可行，他不辞辛劳，疏通了东西两条水渠，引水灌溉农田，解决了当地百姓的灌溉难题，让大家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至今，横渠乡一带还流传着“横渠八水验井田”的故事。

在此期间，张载总结出浓缩其一生追求的终极目标，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被称为“横渠四句”。“横渠四句”字字铿锵有力，震古烁今。其中，“为天地立心”立足于人间社会，旨在为宇宙天地确立道德核心；“为生民立命”聚焦于天下苍生，旨在为民众寻得安身立命之所；“为往圣继绝学”致力于文脉传承，旨在为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筑牢根基；“为万世开太平”着眼于千秋万代，旨在为世间万物创造长久安宁的理想世界。这“横渠四句”既是张载一生思想追求的凝练表达，也体现了传统儒者的精神境界。

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秦凤（今甘肃天水）守帅吕大防向朝廷举荐张载。宋神宗随即召张载回京任职。这时，张载正被严重的肺病困扰，家人劝他在横渠安心休养，可张载不顾自己年迈体弱，坚持带病启程前往京城。回到朝廷后，张载担任了同知太常礼院的职务。当时，有人向朝廷提议恢复和推行婚冠丧祭这些传统礼仪。但礼官觉得古今风俗习惯不同，现在无法照搬古礼来办。在这场争论中，张载认为推行古礼，可在一定程度上教化百姓，所以支持恢复古礼，并批评反对者“非儒生博士所宜”。因为意见不合，这事一直议而不决，张载渐感孤立无援，身心俱疲，最终辞官归乡。回乡路上，走到临潼时，张载病情突然加重，不幸去世，终年58岁。张载病逝时，只有外甥一人守在身边，连办丧事的钱都拿不出来。直到他在长安的学生们闻讯赶来，才凑钱买了棺材，并护送灵柩回到横渠安葬。

张载的一生，既是个人追求道义、践行理想的奋斗历程，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秉持“敦本善俗”的理念，致力于为百姓谋福祉；他坚持“躬行礼教”的原则，坚守与创新儒学；他以“横渠四句”为使命，展现了宋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

（本文原载于《前线》杂志2026年第1期，作者简介：章林，北京联合大学北京政治文明建设研究基地副教授；李思琪，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