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9月25日发表专栏文章《炫富社会》。克鲁格曼指出，美国社会贫富差距较上世纪五十代年更大巨大，同时，商业精英们的奢侈的生活方式也与较前一两代富豪们更为不同。他表示，要缓解贫富差距，唯一的方法就是对富豪们征收更多的税。以下是全文，供参考。

自由主义者喜欢谈论社会风气，而保守主义者则喜欢谈论个人品质。

当论及富裕国家中贫困永久性存在时，这种智识上的分裂最为明显。自由主义者关注的重点在于实际工资增长的停滞、作为中产阶级主要收入来源的工作的减少以及由于缺乏可靠工作和资产造成持续不安全感。对于保守主义者来说，问题在于工作是否努力。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John Boehner）认为人们觉得“不必去工作”。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批评低收入的美国人不愿“承担起个人责任”。连宣称自己关心穷人的众议院议员保罗·瑞恩（Paul Ryan）都认为，人们的贫困主要是由于他们缺少“富有成效的工作习惯”。

让我们公平一点：有些保守主义者也批评富人。最近，保守主义者的主流观点是：美国的精英也没有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些精英丧失了以前的严肃性和自我约束能力。佩吉·努南（Peggy Noonan）在书中描绘了“堕落的精英分子”，嘲笑他们通过牺牲小人物为自己盈利。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的《脱节》（Coming Apart）一书主要描绘的是美国白人工作阶层堕落的价值观。这本书还批判了美国富人奢华的生活方式和豪宅。

但是，这是对美国精英阶层奢华生活的曝光吗？如果是，这能反映出道德的滑坡，或社会风气的转变吗？

我刚刚重新阅读了一篇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章《高管如何生活？》(How top executive live)。1955年该文在《财富》杂志上首次发表，在前几年多次重印。这是对两代人之前的美国商业精英的生活的展示。结果显示，早期精英的生活的确自我约束能力更强，也比现今的高层管理人员举止更有礼节。
文章写道：“这些高管的房子较为朴实无华且相对较小——大概有七个房间和两个半浴室。”职位最高的管理人员有两辆车和一两个佣人。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很克制。“婚外恋问题在美国商界顶层中并不多见。”实际上，我肯定这里面有很多装样子的诡计，但人们没有宣扬它。1955年的精英分子至少假装树立了一个负责任的形象。

但是，在你为精英们的标准下滑哀叹之前，有些事应该先知道一下。为了赞扬美国人的冷静和举止得体的商业精英，《财富》杂志把这种冷静和有礼描述为新生事物。《财富》杂志把现在的商业精英住的房子和摩托艇与上一代的豪宅和游艇进行了对比。为什么现在的精英不继续过那样的奢华生活了？因为无法负担这样的生活了。《财富》杂志描述道：“大游艇都倾没于激进的税费之海中了”。

不过，这个“海”退潮了，大游艇和豪宅又回来了。实际上，在康涅狄克州的格林威治村（Greenwich），《财富》杂志描述为过去的遗物的“豪宅”由更大的豪宅所取代了。

过去黄金时代精英的个人修养为何发生了变化？其实答案没什么神秘的——就是钱。极端的收入不平等和高收入人群的低税制又回来了。例如，在1955年，400位收入最高的美国人纳的税占联邦税收的一半多。但今天，这个数据不高于五分之一。对高收入人群的低税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炫富的镀金时代。

是否可以通过道德的宣讲与劝诫，通过树立好的榜样，使得有钱人停止炫富呢？行不通。

现在并不仅仅是有能力这样生活的人在炫富。在很早之前，托斯丹·张伯伦（Thorstein Veblen）就告诉我们，在一个极端不公平的社会中 ，有钱人感觉自己有义务炫富，有义务通过可见的方式展示自己的财富。现代的社会科学证实了他的洞见。美国联邦贮备系统的研究表明，与住在经济状况相近的社区的人相比，住在贫富差距大的社区的人更容易购买豪车。非常明显，极端的不平等会使人感觉有必要通过花钱来展示自己的身份。

关键的一点是，与批评穷人道德的滑坡相比，批评富人的奢侈不太让人反感。其实一样没用。人类本性如此。期望一个特权精英阶层能主动谦恭有礼是愚蠢的。因此，如果你希望社会中的人们更加谦恭有礼，你应当支持那些削减特权的政策。

译者：ewh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