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对于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意义引起国外观察家们的关注，特别是中国提出，建立网络主权是巩固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首要原则。毫无疑问，这是一项重要议题。互联网和信息技术越来越多的融入到社会、经济、政治相关领域之中，许多旧有的不成文规定和理念似已过时。
财富会危害你的灵魂。这不仅仅是一个古老的民间智慧，这是一个严谨的社会科学结论，经过统计分析和实验证实。相对那些占据较低层次经济阶梯的人，富人通常不太可能表现出同理心，更不可能尊重规范与法律，更有可能作弊。
曾任职美联储和为美国外交官举办讲座的本杰明•J•科恩在他发表的一篇名为《特别提款权的毁灭》的文中指出，IMF的决定将会是一个让人担忧的先例。他认为，“一个曾是汇集精英货币的神圣保护地变成了为提高地位而进行政治斗争的混乱之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人民币纳入世界主要货币篮子的决议大大推动中国的发展，同时也使中国倍感压力，因为中国一直在努力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希望能改变长期由美元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新型地缘政治现状需配以全新的全球治理模式，在该模式下，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国家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可是，美国却对此顾若妄闻，违背历史发展趋势。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宾塞撰文称，中国股市的泡沫不仅是由于大量的新手投资者入市造成的，还在往来 账户结余迅速增长所引发的中外贸易摩擦，从而引发股市动荡和政府出手救市。他认为，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解决中国股市问题唯一可行之法是一边进行法规及机构改革，一边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型作用。
正如《华尔街日报》报道的那样，日本各大公司兼并海外业务是为了填补日本国内经济增长缓慢，顾客源减少带来的损失。事实上，据Quartz提供的全球并购（Dealogic）数据显示，日本公司自2005年来成功拿下5000多个并购案。
“高收入陷阱”及攀升的财政压力会是亚洲发达经济体面临的挑战。毕马威会计事务所（KPMG）的格兰特•沃德尔约翰逊与伯纳德•索尔特称，至2030年，能避免财政危机而保护税基的亚洲国家排行中，日本、中国、韩国排名垫底。该排行显示一国在人口、债务等因素影响下的税收能力。
《日本时报》的这篇社论指出，与美国政府一样，日本政府对于亚投行成立一事仍然保持置身事外的态度，可是，理由却是难以自圆其说。该社论建议，不论从影响亚投行的治理与运营标准，还是分化中国对该金融机构的控制与影响，日本都应该加入。
希腊与其债权人的关系犹如关系僵持的婚姻，一方嘴上吵着要离，但在心里却想着对方让步。希腊违约与退出欧元区的代价高，但却并非能让欧元区不计代表地挽留。
希腊将到期的3000万债务延至六月底偿还，让该国的违约危机推进更险恶地地步，同时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更大。不过，希腊经济部长承诺该国只是不满意债权人提出的希腊经济改革方案，并会在六月底偿还所有到期债务。
美国所主导的IMF和世界银行以及日本所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都未能及时对于新兴经济体的利益予以充分的重视，这导致了中国发起的亚投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与参与。同时，中国也似乎未对这样的一种兴盛景象有足够的准备，势必会面对更大的挑战。
保罗·克鲁格曼批评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人杰布·布什秉持其家话“打死也不认错”的传统，同时也没有承认失败的勇气，并表示这样的人在共和党内大有人在。
保罗·克鲁格曼批评英国的联合政府与美国的保守派一样，在经济危机期间，将政府的财政政策与家庭的支出管理相类比，一味地强调财政紧缩，延误了解决经济危机的时机。
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投行的加入者踊跃，似乎能给全球多边投资机构带来新的变革，但是，亚洲地区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环境因素使得亚投行的运营前景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
印度在1999年以后终于有机会在经济增速上超过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而后者却因30多年的高速增长似乎进入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瓶颈之中。两者当前的发展模式阶段性的差异值得世人细细琢磨。
保罗·克鲁格曼指出。劳动力市场比通常商品的供求关系更为复杂，而加薪不但不会必然的引发整体成本上升，却有可能换来较好的生产效率和较高的员工忠诚度。最终，涨薪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经济问题。
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并没有如期将日本经济带出滞胀的局面，反而由于消费税的提高制约了国民的消费欲望，造成国内消费增长乏力。日本只能寄希望于优化产业结构和提升劳动生产率了。
大卫·R·桑德斯梳理了美国对于亚投行的态度转变过程，同时指出美国政府在初期的傲慢以及后来的优柔寡断，美国国会党派斗争造成的国际货币基金改革严重滞后等促使中国决心组建新的多边金融机构，建立一套新的金融机制。
作为一个美国白领精英，作者对于中美两国目前的国际地位所发生的变化态度颇为典型。他一方面感叹美国经济地位的衰退以及中国实力的增长，另一方面却又不甘心，仍然认为美国是有实力保持超级大国地位的。
IMF和世界银行作为二战后美国体现其全球统治力的最主要的两个经融机构却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遭遇到了中国发起的亚投行的挑战，而各西方大国加入这个新金融机构则显示了美国正在失去对其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的领导。
发达国家操纵的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本身并没有给新兴经济国家提供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更多的支持，而中国牵头的亚投行和金砖国家银行的成立体现了美国及其同盟国国际影响力的衰落。
帕特里克·詹金斯认为，英国和欧洲各国应该向中国学习，将自己社会资本集中，并利用资本管理经验方面的优势，用于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投资。唯有如此，才能保持这些资本的稳定回报。
日本《外交官》网站刊登了香农·提耶兹（Shannon Tiezzi）的评论文章。香农指出，中国的亚投行吸引了美国的核心盟友英国等国，彰显了中国希望通过亚投行的成立来融入到全球性金融治理标准的制订行列并发挥重要影响力中来。
保罗·克鲁格曼指出现在美国的贫富不均问题的根源在于权力不均，企业的利润并没有让雇员受益，而是大量地流入到企业领导层和华尔街。因此，知识与技能并不能富裕的力量。
欧盟委员会的一份经济预测报告指出，由于石油价格下跌以及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欧盟以及欧元区经济将会在2015年首次实现增长，但也会因此而在经济改革方面存在减缓的可能性。
作为对城市人们出行的一种新方式，Uber在经济层面上并没有外界人所认为的那么有破坏性。Uber司机的收入也只是普通劳动者水平，但却能极大地提升整个出租车行业的效率。
沃尔夫撰文指出，欧洲央行量化宽松政策的推出是为了针对欧元区经济紧缩推出的，但其问题在于政治层面的反对力量。这对欧洲央行乃至欧元来说都是生死忧关的。
《经济学人》撰文分析欧洲央行在22日举行有关正式推出量化宽松政策所带来的市场影响，同时也指出，由于本次量化宽松政策采取的是各欧元国各处承担风险的方式，势必会造成欧元区各国之间的分化。
劳伦斯·帕克认为，美元在于黄金脱钩后，就变成一张“概念化的货币”，而美联储可以任性印发。比特币反而则由于需要通过“购买”形式获得，回归到了价值交换的本质。不过，由于美国税务局否认其货币属性，投资比特币就成为了风险比较高的行为。
《商业周刊》撰文称，欧盟为改变紧缩政策而开始量化宽松，造成欧元对美元大幅度贬值。在此背景下，瑞士法郎与美元捆绑的政策脱已不全适宜。瑞士央行的脱钩政策能避免瑞士经济陷入危机之中。
《经济学人》撰文称，出于战略平衡的需要，美国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太平洋战略，不仅要重视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同时也要承认自己在太平洋地区的实力相对衰弱事实，也要将日韩盟国的地位提升到平等地位。
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以曾被视作老年生活方式的健康生活方式来生活，越来越多的孩子变得成熟起来。我们无法逃脱死亡，但我们能够实现生命的延长。这才是值得庆贺的。
保罗·克鲁格曼指出美国政府在2014年里从经济到医改以及外交方面有众多出彩之外，而美国国内的保守势力以及媒体却仍然不顾事实地”黑“奥巴马政府。
沃尔夫指出，英国两大政党为了2015年的大选所提出的财政政策只是为了让选民感受到未来政府在经济方面努力，但仍然不能保证实现弱势群体能得到好处。
马丁·沃尔夫在11月26日撰文称，对于目前处于经济危机的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根源在于长期性的需求疲软。解决之道在于通过结构性改革以及刺激消费。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11月19日发文称，日本企业希望通过发资金而不是提高基本工资的方式来应对安倍的经济刺激计划，以避免在不确定的未来中背负过多的成本压力。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1月初的会议认为美国经济已从经济走出金融危机并恢复增长，决定结束长达两年的量化宽松政策。不过，不过国内通胀走低未能达到设定的目标以及其它国家的经济形势走弱，美联储未能就上调利率达成一致。
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撰文指出，对流行病的疫情预防能力不足，而WHO对于全球公共卫生的投资实力不济以及全球科技创新不利是爆发埃博拉疫情西非三国出现数量众多的死亡案例带来的三大教训。
美国MarketWatch网站的文章认为，中国现在的房地产行业的形势与日本上世纪九十年代房地产行业出现泡沫非常类似。这引发人们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走向的担忧。
保罗·克鲁格曼指出美国当前存在着党性大于法治的情况。一些共和党法官更多地是从其党派利益出发，对奥巴马政府的《平价医保未能》中的一些明显的措辞问题发难。
虽然泰勒·斯威芙特凭借自己拥有的超高人气而以传统的专辑销售方式让自己的最新专辑《1986》大卖，但对于音乐唱片公司以及其他艺人来说，互联网的音乐渠道仍然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收入的主要来源。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Anne Lowrey指出，美国前外长萨默斯的减少支出，取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额外干预，同时保持一定的财政赤字，就能实现经济复苏的理论耸人听闻。
OPEC作为在冷战期间产生的石油生产国组织，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力。然而，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之后，以及美国利用页气岩开采实现石油自给之后，OPEC的作用和影响力在大幅缩减。
《经济学人》文章指出，10多年的紧缩政策并不能让德国渡过目前出现的经济下滑情况。在修桥建路上的投入不仅能在短期内让德国经济止跌，也能从长期角度保持德国经济的良好发展
秘鲁研究恐怖主义源起的专家HERNANDO DE SOTO指出，加入恐怖势力的更多是在经济上对现行体制产生绝望的人，而政治和经济改革能很大程度上消除恐怖势力的人员扩展。
英国《经济学人》2013年6月15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安倍经济学三支箭”中的两支箭“货币宽松政策和财政刺激政策”并不会奏效，而第三支箭，即“结构性改革”也基本上不会出现预想中的结果。从现在日本经济形势来看，这篇文章具有很强的前瞻性。
美国智库印中美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丹•斯泰恩博克认为，单纯的数据统计并不能证明中国的经济实力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他认为，将PPP替代为人均GDP能更好地体现个人福祉，而比较不同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更有意义。
保罗·克鲁格曼指出，欧美循环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政策制订者们一味地秉承“正义”道德，无视市场的真正规律，在需要刺激的紧缩，在需要紧缩的时候恐惧通货膨胀。
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美国保守派及其控制的媒体隐瞒了美国财政赤字减少真相，并有意夸大甚至恐吓”万亿赤字“的回归，没有让美国民众真正看到美国经济的真实现状。
保罗·克鲁格曼指责美国国会里的保守派人士只是一味地以减税的方式来讨好富人和大企业，以期这些人能帮助美国经济从危机中恢复过来，而穷人们则得不到丝毫的福利
德国中型企业多为隐藏在小城镇里的家族企业，从事着精密产品并供给大型企业。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之道对于处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来说有很多可借鉴之处。
保罗·克鲁格曼指出，美国社会贫富差距较上世纪五十代年更大巨大，同时，商业精英们的奢侈的生活方式也与较前一两代富豪们更为不同。他表示，要缓解贫富差距，唯一的方法就是对富豪们征收更多的税。
保罗·克鲁格曼在文章中支持欧洲央行终于放弃经济危机以来坚持的财政紧缩政策，并讽刺美国国内一贯反对宽松货币政策的的保守派沉溺于“真相感”和维护“阶级利益”。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的经济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在九月23日发表专栏文章。他对于美国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博纳有关将失业人群称为“懒人”表示了不满。他认为，美国目前保守的和共党人自己并没有拿出解决目前处于衰退中的美国经济的方法，却只是在谴责失业人群不找工作。
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八月一日的专栏文章《知识不是力量》，讽刺政府里的那些决策者们对于经济的认知以及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完全不能反映经济学界的研究和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