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证券市场的交易商：我们不仅要考虑到名义上的收益，也要考虑到未来的福祉。

分析2008年金融危机所获得的经验教训——最主要的一点便是，每一位读者身上都负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额债务，而且这些债务不可能一代就偿还清——对我来说，虽然评论员通过自己的博学多才，解析了这次金融危机的症状和运作方式，但是，他们并没有解决核心问题。

我们如何利用各种资源来创造我们所期望的生活环境，并将它留给后代，重新思考一下这一做法的条件，可能会大有裨益。偶尔放弃一下对于无法证实的经济理论的信任，想一下英国人的内在品质：常识以及道德情操，也许会更有用。

从职业上来说，我是名投资者，那么，让我先来问一个超级简单的问题：投资的目的是什么？根据直觉，答案肯定会指向一个不同于多数人所认知的米尔顿·佛里德曼所给出的答案——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将金融收益最大化。如果不是这个答案，那我们投资一个经验丰富的扑克手与将资金分配到不同产业是一样的，因为经验丰富的玩家的“成功率”与经验丰富的投资者的“成功率”一样。在拉斯维加斯锦标赛上支持一个老道的玩家可能对单个投资者来说比较合适，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我们所期待的却不止这些。

同样的，不管收益如何，从道德规范上来说，投资让女性堕落的妓院（通过日日新星公司，这曾经可能会实现），我们多数人对此感到别扭，因为我们对这种做法感到厌恶。内心深处，我们明白，在利用我们的资源时，我们既希望能获取个人利益，也希望为社会带来些许利益。那么，投资的目的便像是一个管道，将国家储蓄（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储蓄、保险金等）与未来经济增长和国民福祉。

为什么要考虑国民福祉？因为，如果我们想要长期享用投资所带来的收益，我们的投资便需要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而政治破坏和政治剧变非常危险，会威胁到长期收益。同时，健康发展也应该受到限制，以免对短期收益起负作用，应尽我们最大努力来提升它对金融瓦解的脆弱应变力，努力减少对我们所居住的生态系统（例如，环境问题）的破坏。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要建立一种能够长期提供可持续收益的模式，在名义收益方面，我们不能仅以纯粹的金融模式思考。我们应该从整体上考虑未来的健康发展。另外，我可以坦然承认，在我的信念中，我是名康德学派支持者，我们都是有道德的人，我想说，在我们经济活动中建立道德指向是关键所在，能帮助我们实现长期的经济可持续收益。

为了让这个道德指向产生效力，我们要对个人行为负责，包括直接或通过其他途径分配我们的储蓄。如果我们接受这个，我们便能有效的回避晦涩难懂的法律争议，为资产拥有者（投资者）和他们的客户（养老金受托人，资产经理、中间媒介等）负责，制约对保护个人和公司的法律的有效实施范围的限制。

如果我们个人或是通过机构将资金分配给公司，无论是作为债权人还是债务人，从实际和真正意义上来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要对此行动负责。

例如，以全球银行来说，在21世纪的头十年，我们有责任确定一下，银行短期所创造的利益不会损坏金融系统，危及社会结构。我们应该对他们非比寻常的高收益感到困惑。就煤碳或石油公司来说，他们的价值评估指的是他们要“烧掉”他们所有的地下储藏，根据我们的科学知识，这将会导致全球变暖，温度升高2度，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可怕影响，对此，我们应付起责任，向他们提出质疑。

同样的措施也应用于那些使用契约劳工或者不付合理税务的公司。那么，从“工具”和“市场因素”方面，我们将促使我们的客户放弃以大家名义投资的想法，开始采取措施来确保长期可持续收益。

最终，直觉判断力会让我们改变在现代经济理论中信念不可变的想法。2008年后，面对英国资本市场现行的状态，约翰·凯教授明确指出，伦敦证券交易所中多数全球公司不再使用资本市场来增资，所以，理论上来说，资本市场不再像原来那样运作。然而，直觉判断力却可以指出，这些公司的行为对社会产生了影响，因此作为消费者，我们都应该通过行动对此负责。

我希望对于投资意图的短暂思考能让实行符合我们心意的规范成为可能——关心环境，可持续发展，全权掌控，经济上有整体部署——同时，也满足我们的长期收益。

关于作者：Saker Nusseibeh是Hermes基金公司行政总裁

译者：苑晓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