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4月3日发表专栏文章《权力与工资》，指出劳动力市场比通常商品的供求关系更为复杂，而加薪不但不会必然的引发整体成本上升，却有可能换来较好的生产效率和较高的员工忠诚度。以下是全文，供参考。

4月1日，一直面临谴责其低廉工资的示威压力的麦当劳宣布将为其员工加薪。本质上，加薪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最新的最低工资仅比美国本土最低工资增加1美元，甚至该加薪政策也仅适用于麦当劳的直营店，而不是特许经销商的所有门店。不过，至少这份公告正如数月前沃尔玛公司发布的重磅加薪公告一般，有可能预兆着美国劳工关系的重大变革。

也许，为美国工作加工资并不是一件难事。

大多数美国民众确信，停滞不前的工资——以及更广泛层面上，支撑中产阶级地位的工作岗位愈加缩水都是美国当前存在的重大问题。不过，民众对好的工作岗位的减少却普遍以认命的态度来看待。这仅仅只是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吗？除非工人的教育素质过硬，难道不是节省人力的技术和全球化竞争使得工资无法？然而，说来奇怪，知晓越多劳动经济学，越不可能赞同这种宿命论。一方面，人们将过高地将全球化竞争视为影响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因素；不错，制造业比过去面临着更激烈的竞争，但绝大多数美国工人受雇于服务业，而该行业与国际贸易并无过多联系。事实是，比起技术的提高使得劳动力工资降低这一现象，人们对所谓的“技能差异”更是嗤之以鼻。 

更重要的是，事实上，劳动力市场并不是大豆或猪腩肉市场。劳动力市场的工人是人，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比简单的供求关系复杂得多。这意味着工资决定的回旋余地比你过去所相信的大得多。其实，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可以大幅度提高工资水平。 

我们如何得知劳动力市场是有差异的呢？让我们先从最低工资的效应说起。有诸多迹象证明该效应：每当一个州提高其最低工资而相邻州际没有这么做时，该州实际上进行着一个对照实验。从所有证据可得出一个压倒性的结论，你可能希望看到的效应——最低工资提高而就业岗位减少——这根本不可能发生。提高最低工资是为了使就业岗位更好，似乎不是为了使之更匮乏。

这怎么可能呢？至少部分答案是：事实上工人并不是商品。一蒲式耳大豆并不会在意你为它花费多少钱；但比起拿绝对最低工资的工人，收入不错的工人往往会更卖力地工作，且不用说他们辞职的可能性更低。因此，提高最低工资虽然使劳动力更昂贵，却可通过降低成本弥补经济效益并限制工作中的不利影响。

类似影响因素可解释另一对劳动力市场的疑惑：看似经营相同业务的不同企业支付的工薪有着天壤之别。最常见的对比发生于世界连锁零售企业沃尔玛（Walmart）（工资低廉、士气低迷、人员流失率相当高）和大型量贩店好市多(Costco)（提供较高的工资和较好的福利，换来较好的生产效率和较高的员工忠诚度来弥补差额）之间。诚然，两大竞争零售商服务的市场差异悬殊；好市多销售的商品更高端，面对的消费者更富裕。但该对比表明，尽管雇主需要花费更多的钱用于支付更高的工资，却比你想象中的要少。

反过来，这表明全员加薪本不该如此艰难。假设我们授予工人一定的议价能力，就要通过提高最低工资、使员工更易于组织，更重要的是致力于充分就业，而不是不顾低通货膨胀率找理由遏制经济复苏。有鉴于当前我们对劳动力市场的了解，结果将会惊人地奏效——因为适度的压力将劝导众多美国企业远离主导了社会多年的低薪策略。

这种工资推动论是有历史先例的。从历史的角度看，现今这渐趋缩小的中产阶级社会并非自发出现的；很大程度上是由二战期间的工资“大压缩”创造出来的，其影响延续了不止一代人。

因此，我们可以重现这一成就吗？由紧缩的就业市场外加激进分子的压力引发的沃尔玛和麦当劳加薪现象——即将发生超级大规模变化的小气息。工资宿命论不是理由。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给美国工人加薪。

译者：李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