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3月2日发表专栏文章《沃尔玛加薪不只反映劳动力供应关系》，指出员工工资的高低并不只是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直接反应，也是政治势力之间的角力结果。以下是全文，供参考。

几天前，美国雇员最多的企业沃尔玛宣布将为50万员工加薪。对于大部分加薪员工来说，收益不多，但对于沃尔玛，这却是一项重大决定。其因有二。首先是会产生溢出效应：沃尔玛是个龙头公司，这一举措或将使其他公司的数百万员工的薪酬也随之提升。第二点，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沃尔玛的行动告诉我们——低薪是一种政治抉择，我们有能力也应当做出不同选择。

有一些背景需要了解：保守派——不得不承认，他们得到许多经济学家的支持——通常认为，劳动力市场跟其他市场没什么两样。保守派表示，供求法则决定薪资水平，而任何试图破坏这一法则的人都会遭到市场无形之手的惩罚。

具体说来，这种观点暗示任何想推动涨薪的努力要不是徒劳的，要不结局不容乐观。这种观点声称，设立最低工资标准会减少就业，导致劳动力过剩，就如给农产品设定底价曾导致黄油成山，红酒成湖等。迫使雇佣者付酬更多，或鼓励工人成立组织，也会产生一样的效果。

然而，劳动力经济学家们对这一观点一直心存疑虑。大豆绿豆饼（Soylent Green，同名电影中用人做成的一种饼。）——我指的是劳动力——是由人组成的。正因为员工是人，工资实际上与黄油的价格并不一样，工人可以拿到的薪酬取决于简单的供求关系，同样也取决于社会势力和政治权力。
有什么证据呢？首先，最低薪资标准上调后实际会发生什么。许多州将最低薪资高于联邦标准；我们来看看一个州将最低薪资标准提高了而邻州并没有后，会出现什么情况？调薪的州因此失去大量就业机会了吗？不——通过研究这些自然而然的实验，我们可以得出确切的结论：适度调整最低薪资标准没有或极少对就业产生消极影响。

这一点也可从历史上得到证明。过去我们所处的中产阶级社会并没有因客观的市场因素而进步——中产阶段社会是由政治行为创造，而且是在不长的时间内创造的。在1940年，美国还是一个十分不平等的社会，但到1950年的十年间，收入差距急剧缩减，也就是被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金及罗伯特·马戈称作“大压缩”（the Great Compression）时期，社会形态产生了剧变。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部分归因于政府干预，尤其是二战期间。彼时，政府工资设置部门将最高及最低薪酬差距急剧缩小。当然，工会数量的急速增长也起了一定作用。还有一部分原因则是战时的充分就业经济需要大量劳动力，使得工人可以追求更高薪酬。

然而，关键的问题是，“大压缩”并没有随着战争结束而停止。相反，充分就业和临时就业政策改变了薪酬模式，一个大规模的中产阶级可延续不止一代子孙。噢，对了，战后几十年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大增长。

沃尔玛这家零售商涨工资这一行动似乎反映出一种力量，当年也是这股力量导致“大压缩”，只不过这次力度小得多了。大量员工薪酬过低，只能借助政府的食物补助券和医疗救助生活，沃尔玛正处于政治压力之下。同时，工人们因劳动力市场的改善势力增进不少。这从越来越多人敢于辞掉不满意的工作便可见一斑了。

不过，有趣的是，这些压力似乎也没那么大，至少到目前为止——不过沃尔玛总算要涨薪了。推动这一行动的理由与低薪政策批评家们多年的呼声一致：提高工人薪资可以减少人员流失，提升士气和生产力。

反过来这也表明，大幅度提升数千万美国民众的工资比陈腐之见简单得多了。大幅度上调最低薪资水平；为工人成立组织提供便利，提高讨价筹码；以充分就业为目标，直接颁布的货币财政政策，防止由于担心瞬间变成大家惧怕的德国魏玛共和国而使经济持续低迷。这些并不难实施——如果我们照做，一定可以取得重大进展，重新回到众望所归的社会。

关键是，极端不平等及缩减美国工人财产都是一种选择，而不是由市场大佬们施加的必然。如果我们愿意，就可以改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