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收入泥潭”威胁发达经济体。

分析人士称，未来二十年中，自满情绪将是亚洲腾飞的最大威胁。同时，“高收入陷阱”及攀升的财政压力也会是亚洲发达经济体面临的挑战。

2014年，日本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债权净值达3万亿美元，比第二位的中国多出70%。花费如此力气，中日这两个亚洲最大经济体应该有能力在中期内稳住其财政状况。

毕马威会计事务所（KPMG）的格兰特•沃德尔约翰逊与伯纳德•索尔特称，至2030年，能避免财政危机而保护税基的亚洲国家排行中，日本、中国、韩国排名垫底。该排行显示一国在人口、债务等因素影响下的税收能力。

据预测，至2030年，中日两国的赡养率——即每100名14岁以下或65岁以上公民所对应的25至64岁公民数量——将降至71，而印度与印尼两国此数值为100。

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中日两国面临的挑战还包括如何在工人阶层缩水的情况下扩大政府服务规模，增强政府扶持力度。由于人口现状的不利影响，两国正受到收入缩水、间接税收下降及福利支出上升的困扰。

格兰特•沃德尔约翰逊与伯纳德•索尔特说道：“许多亚洲国家尚未完成拓宽税基，降低税率的税收简化程序……这为未来减少企业税以保持竞争力的需求与维持总体预算需求之间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他们还说道：“有些亚洲国家经济高度国际化，导致其税基的稳定性降低。这种情况在新加坡尤为明显。”

“发达经济体衍生出一种所谓‘唾手可得之繁荣’的文化，而支撑这种繁荣的人口优势会在未来十年间瓦解。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为满足选民期待或要求会竭力优化服务，由此发达国家或会面临‘大转型’。”

相较之下，“朝气蓬勃，管理良好的发展中经济体将加大拓宽税基的力度，而当地纳税人对政府的期待要小得多。”

作者指出，印度、印尼、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很可能在2030年内脱颖而出，因为这些国家债务水平相对较低，“人口红利”足，加之由于女性的劳动参与度提高空间大，生产力发展的潜能丰富。

例如在印度，参与劳动的男性超过80%，参与劳动的女性只有29%。在印尼与菲律宾，男女劳动参与度同样差距悬殊，均有30个百分点。缩小差距能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日本的“女性经济学”也与此不谋而合。

索尔特在《澳大利亚人》中写道：“对于发展中国家，重要的是让本国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无论男女，都可以找到工作，并且创造增进人民福祉所必需的稳定、透明的税收结构。”

“高收入泥潭”

正当马来西亚等国即将挣脱其担惊受怕的“中等收入泥潭”，如近期《太平洋经济》中所称，发达经济体的新威胁或已显现。

从中等收入跃升至高收入是道难以跨越的门槛。数据显示，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国家中，截至2008年只有13个跨至高收入行列。

然而，汇丰银行（HSBC）经济学家弗莱德里克•纽曼（Frederic Neumann）称，关于中国、马来西亚和泰国能否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讨论中未曾提及的是，当这些国家真正成为高收入国家后，收入增长便会停滞不前的风险，且这种停滞的可能性与日俱增。

纽曼在日经亚洲观察中写到，“同过去十年间的巴西和墨西哥类似，近期一些高收入的国家受美国影响，人均收入不再增长。如此烦恼是其他低收入国家可望而不可求的……但陷入‘高收入泥潭’的危险性并不比中等收入停滞的危险性低。”

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堪称纽曼上述论调的“代言人”。日本的人均收入在其资产泡沫大爆发之后的二十年间几乎没有任何增长。

纽曼认为，日本经济的轨迹同本地区其他国家的简直“如出一辙”，先是制造业出口激增，之后是房地产大热，最终泡沫破裂，一蹶不振。而人口压力及对改革的畏惧贯穿始终。

“同他国一样，日本试图通过货币及财政宽松手段捱到苦尽甘来，而将能带来变革的决定一拖再拖。这也不全是既得（商业）利益在作祟……选举也一样，即使维持现状越来越困难，大多数选民还是认为选举没有那样紧迫而更乐意维持现状，”他警告说。

纵观亚洲，虽然香港与新加坡在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方面的表现要比韩国与台湾地区成功，但他们都面临着人口压力不断攀升的挑战。

纽曼说，“然而，由于他们与日本一样，私营杠杆成型迅速，房地产市场活跃。因此，一旦经济衰退，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与日本曾遭遇的大同小异。”

“一个国家沿收入增长的梯子爬得越高，结构性改革就越难进行，”他说，他援引新加坡的例子，该国通过员工培训税收减免等改革，在刺激生产力增速方面取得无可匹敌的成效。

对于过量的财政及货币强刺激，纽曼称，杠杆“无法长期驱动增长。政府能否靠自己的力量挣脱高收入泥潭的关键在于其能否灵活应变，避免日本曾犯下的错误再次发生。”

这样的信息，对于“安倍经济学”及亚洲其他决策者来说，再清楚不过了。

作者：安东尼•芬瑟姆，资深商业作家。

译者：谢莉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