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主要的高收入国家，如美国、欧元区、日本和英国都患有“慢性需求短缺的症状”。更准确的说来，即没有激进的货币政策诱导，也没有大型财政赤字，或者两者皆无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的私营部门就无法将其在产能方面的潜能发挥到极致。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遭受“需求短缺症状”的痛苦，其他国家最近则从2008年开始也遭受其害。这该怎么治愈？答案是：你该理解病症。

金融体系的“心脏骤停”导致了(金融)危机。这些金融危机对于经济体存在毁灭性的影响作用。经济”医生们“扮演的角色是让病人活着：防止金融体系崩溃并维持需求。心脏病发作时，医生担心的不是病人的生活方式，而是要让病人活着。

与心脏病一样，经济危机的影响长久。一是对金融行业自身的损害，其次是对未来失去信心，三是使得经济累计到危机无法容忍。接下来是“资产负债表衰退”——在这一阶段，负债者的重点是偿还债务。危机过后的政策为私营部门杠杆化进行补偿或提供便利。支持性货币和财政政策能对这两种方式提供帮助。如不如此，可能会出现经济大萧条，一如陷于重重危机的欧元区成员国。

债务重组是对杠杆化的一项补充。许多经济学家曾建议将债务重组作为解决金融危机的必不可少部分。至少在涉及家庭的行业这块，美国做的就比欧元区好很多。不过，只要借款人拒绝承认借款作废，债务重组的工作就会非常艰难。这是私营部门甚至大多公共部门所遇到的真实情况。这是为什么债务过剩持续如此长久的一个原因。

还有比债务过剩更令人困扰的可能性。在拙著《变化与冲击》（The Shift and the Shocks）中，我提出，由于缺少信贷支持，全球经济中的许多转变导致了长期的需求低迷。这些包括新兴国家的储蓄过剩，以衣在收入分配、老龄化、对高收入国家的投资趋于长期下滑的转变。姑且不管这些转变，在其他方面，如全球化、技术创新、金融部门所起到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方面也是如此。d 在债务潮崩溃后，债务问题无力得到彻底解决。政策制订者也必须消除对不可持续性信贷需求的依赖性。

如不如此，即使是激进的债务清除方案也提供不了强劲的需求。确切的说，如果是在一个小国，这个国家可能通过外部账户输入所需的需求。但全球经济大部分是在遭受债务折磨，就需要有替代性的解决方案。替代性方案有三种：适应长期需求疲软；采取明确的积极需求政策（如日本所实行的政策）；或是解决当前结构性需求疲软。

将实际利率控制在零以下这种过于积极的货币政策是有益的。财政赤字是一种替代性办法。不过，这种办法会让债务处于一直不断地攀升的风险之中。如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的前主席埃德尔.特纳（Adair Turner）提议，需要更多非传统手段对财政赤字实现彻底的货币融资。这意味着现在向不负责任的私人银行授权制造国有化货币。这更多的是一种为了扩大需求而使用中央银行权利造钱的直接方式（可能更有效）而不是间接地通过资产价格操纵的利用方式。尤其在日本，直接的赤字货币化看起来很明智。

这是解决结构性薄弱的需求根源的一种办法。一项政策能将重新分配收入从储蓄者转向消费者，另一种政策则会提高支出。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增加消费税是多么不合适，相反，日本应该向储蓄金征税。这与节俭可贵的偏见相悖，但世界各国患有“需求短缺综合症”，节俭的做法就行不通。非生产性的节俭该放弃。
战胜危机后不适症和持续疲软的需求供应在于有可能是结构性供应疲软。鼓励工作、投资和创新会是解决之道。但是，用于增加供应的政策不能同时削弱需求。这是劳动力市场改革样本所存在的一个困难，因为这些改革会降低大部分劳动力的工资，让雇主更为容易地雇佣和解雇员工。这可能在至少在中期会造成消费降低——准确的说，德国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时就有如此的经历。这就是欧元区为什么必须设立一个平衡方案，而不过度依赖结构改革。
危机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欧元区处理危机的方式比美国更为不恰当。不过，危机的根源公在长期的结构性比疲软中找到。如果走出危机不是进入到下一个危机的开始的话，政策也要解决这些缺陷。答案有可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而今天的经济条件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这些弊端需要不同寻常的治理方法，因此要去找到它们。

译者：阮嘉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