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在一份很有趣的论文中，经济史学家彼得·特明做了一个以大学经济史衰弱为课题的研究，他感到十分惋惜。他举了麻省理工学院的例子佐证他的观点：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史这门科目达到顶峰，有三名教科人员在教授这门课。但自此之后，这门课开始衰弱，到2010年左右，这门课已经完全消失，也无人授课。

不过，经济史真地消失殆尽了吗？英国的经济史学会在特尔福德举行了为期三天的年度会议，试图展示经济史仍然活着并且充满活力。与会的经济史学家表示对经济史未来看好。尽管但经济史在麻省理工这类研究性大学的不幸从美国蔓延至欧洲，但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经济显示出了稍微复苏的迹象。有个观点也许能解释这个现象，正如我们在2013年所指出的，学者、决策者和民众相信以经济史为鉴，能避免金融危机走向更糟糕的境况。

然而，很明显复苏后的经济活力在经济学界存在争议，不同的学者观点各不相同。尤其是近几年来，经济学三大问题瞩目，比起本身的理论层面，已经变成了经济史的战争。

第一，从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关于债务和经济增长的论点可以得知。2010年，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选取两个国家的经济数据，这两位来自哈佛大学的学者发现，当一个国家的债务率高达90%时，该国的经济增长会急剧降低。此时，执政者会立即做出判断，在几年内施行通货紧缩的效果会如何。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必然正确。2013年，三位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的经济学家发现，电子试算表的失误导致了计算结果的偏差，事实上，并不能计算出90%债务率会导致经济增长急速降低的结果。而且在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经济学者的研究表明，当经济发展在异常时期，比如二战这样的特殊时期，不能代入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的数据，因为与他们的得出结论不相符合。

经济学界关于已推论出的历史模型的关联关系和因果关系仍然存在争议。这不只是唯一一块关于经济史争议主要占据经济学的区域。最近托马斯·皮凯提和马修·罗尼关于发达国家贫富悬殊加剧是否源于大部分的资本报酬率提高，尤其是房产的争辩，是一场经济史之争，也是一场经济学之争。

在欧洲，这种倾向可见于实际决策。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关于寻找欧元区债务危机的最佳对策时，由于不同的历史解释，常常争论不休。一方面，那些反对量化宽松政策的观点强调了通货膨胀在历史上的消极作用，强调了恶性通货膨胀风险对民主国家的危害，稳健货币政策对德国二战后经济裨益，主张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另一方面，指出经济大萧条时期带来的通货紧缩，在20世纪30年代的普遍性失业和低需求的情况下，比通货膨胀暗藏更加巨大的危险。总而言之，决策者之间的经济辩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具有历史色彩。

正如今年经济史学会最近举行的会谈——托尼讲座上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马丁·唐顿所指出的那样，现如今，经济史学家在全球经济管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正是解决经济大衰退造成的后果所形成的体系——比如国际货币组织，比如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都是经济大萧条时期的产物。唐顿先生认为，从经济大衰退中可以得到一个教训，那就是这些20世纪40年代建立起来的国际组织防止了以邻为壑保护主义政策复燃，避免了类似经济大萧条时代的世界经济崩塌。如今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确保这些国际组织有能力处理各种的利己主义政策，比如贸易保护和囤积外汇储备，这些仍然是阻碍经济复苏的绊脚石。20世纪40年代，当这些国际组织建立之初，有许多旨在避免以上问题的观点受到了排挤。尽管当年他们被忽视了，如今他们将要受到再次检阅。

为了调查这些，也为了调查各种各样经济学历史事件，比如国债过重的危害和贫富不均的原因，历史学家做出的贡献是十分需要的——事实上，他们大部门是在远离这些争辩。作为独立的学术部门的一门学科研究，在20世界70年代，经济史可能死了，但是作为经济学研究和公共策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经济史是，也应当是十分活跃的。

译者：邱顺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