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联合国第三次发展融资国际会议（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本会议召开之际，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已具备显著融资能力。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正担负着重大职责：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道路、电力、港口及其他项目），构建数十亿人未来的城市家园，以及发展绿色经济。

与此同时，可投入生产使用的资金绰绰有余。仅在几年前，当时的美联储（US Federal Reserve Board）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就曾指出全球储蓄过剩。而且，具有高社会回报率的项目缺乏投资资金。如今，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其关键在于，世界金融市场在储蓄与投机间取得平衡，而非误分资金从而带来融资风险。

另一种讽刺的说法是，新兴国家的大部分投资项目是长期的，并且需拥有大量可用储蓄资金——数万亿元的退休工资、养老金以及主权财富基金。但是愈发短视的金融市场却不能二者兼具。

2002年，联合国第一次发展融资国际会议在墨西哥蒙特雷召开。13年以来，全球市场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回首过去，西方七大工业国（G7）掌控全球经济政策制定。而如今，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以购买力平价核算），相较于美国，中国储蓄总额高出约50％。2002年，西方金融机构被认为是规避风险和调配资金的“奇才”；可如今，显而易见，他们却是擅长市场操纵和欺诈行为的“巫师”。

发达国家贡献其至少0.7％的国民总收入用于发展援助的承诺已成空头支票。2014年，一些北欧国家如丹麦、卢森堡、挪威、瑞典、英国，尤其是英国，在本国还面临财政紧缩的情况下，仍履行诺言。相比之下，美国仅给予0.19％的国民总收入用于发展援助的行为则为人诟病。

如今，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指出：若美国及其他国家无法实现承诺，请避而退之，以让我们为构建国际经济框架献一份力，解决全球贫困问题。不足为奇的是，现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国家正尽其所能，阻碍我们的努力。例如，中国曾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议将全球过剩的储蓄资金用于援助急需融资的国家，但美国却试图从中阻挠。然而这一行为并未成功，并且让奥巴马政府陷入尴尬境地。

同样地，美国也成为了制定国际债务和金融法律的拦路虎。举例而言，如果债券市场运行良好，那么就必须找到有序推进主权破产案件的方法。可时至今日仍一无所获。乌克兰，希腊和阿根廷是现有国际架构的失败案例。绝大多数国家呼吁重组一个主权债务架构，而美国依然为主要障碍。

此外，私人投资对经济的发展也不容小视。但奥巴马政府正在商议的关于跨洋贸易协定中的新定投资条款表明，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后，政府部门对环境、卫生、工作环境，甚至是对经济的管控能力也随之明显下降。

关于亚的斯亚贝巴会议中最有争议的部分，美国的立场尤其令人大失所望。随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向跨国公司敞开大门，藉由境内交易所得利润缴纳税收则变得日益重要。苹果，谷歌和通用电气公司的税收已远远超越了其在产品创新上创造的收益，然而它们却巧妙地成功避税。

所有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一直蒙受高达数十亿美元的税收损失。去年9月，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曝光了一则财务丑闻——“卢森堡避税丑闻”，其公开了卢森堡的税收政策报告，卢森堡的逃税避税行为被公之天下。尽管像美国之类的富国争辩可为所谓“卢森堡避税丑闻”中所述行为买单，但这对不发达国家而言，仍是致命一击。

作为独立研究改革现行税收制度的国际企业税收改革委员会的成员，在委员会提交给发展融资国际会议的报告中，我与其他成员一致认为，现行税收制度漏洞颇大，稍作调整根本难以修补。为此，我们提出了另一个解决方案——该方案类似于美国境内对企业征税的方式，即基于境内经济活动，将利润分配至各州。

发达国家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则主张对税收政策稍作调整。美国等发达国家一直力推此举。换句话说，那些偷税避税的政治强国试图制定制度以将自身逃税行为合法化。委员会也解释了经合组织对这个根本上就存在缺陷的系统的改革充其量也只是杯水车薪。

以印度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认为，已建立的隶属于联合国的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会是商议此类全球性问题的最佳人选，其国际地位及所获资助应加以提升。然而，此举却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它希望一如既往地由发达国家治理全球事务，并为发达国家谋利。

新型地缘政治现状需配以全新的全球治理模式，在该模式下，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国家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虽然，美国在亚的斯亚贝巴会议中占上风，但这同样表明美国站错阵营，违背历史发展趋势。

关于作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大学校级教授。1993年至1997年，任比尔·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1997年至1999年，任世界银行资深副总裁与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