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从北京到中国第四大城市天津有150公里路程，开车需要8个小时。10年前，高速公路投资让这个时间缩短为2个小时。如今坐高铁，这段路程的时间仅仅需要半小时。

发展中国家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时候，所获得的成果是引人瞩目的。然而，英国标准人寿（Standard Life）位于天津的中国总部董事长秦智涛（Gerry Grimstone）确信，英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能借鉴这些经验。

并非只有他一个人这么认为。英国法律综合投资管理公司（Legal & General）早已在这块区域挺进了一大步。一月份，该公司宣布承诺拿出15亿英镑投入到一个150亿英镑的项目计划当中，用以促进住房及基础设施重建。将投资分配转向该项目的尼格尔·威尔森（Nigel Wilson）正是这项计划的发起者。

英国其他领头保险商英国保诚保险（Prudential）和英杰华（Aviva）此前一直保持低调姿态，但它们也对此表示支持。欧洲最大的保险商如安盛保险（Axa，法国保险集团）、忠利保险（Generali，意大利最大的保险公司）和安联欧洲股份公司（Allianz，德国最大的保险公司，也是世界最大的金融服务集团）也同样一直把关注点聚焦于基础设施投资。

这种投资背后的动机非常简单。各国央行把利率保持在超低水平，让许多国家的安全主权债券的收益率降至接近为零。与此同时，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需要有望带来长期可靠回报的投资。

无论是在新兴市场还是在西方，基础设施投资明显都符合这一条件。修建公路、铁路、机场和安装能源设备这些长期项目通常拥有合适的稳定回报，时间周期也与人寿保险或养老保险金10年、20年或30年的偿付承诺相匹配。

与此同时，项目建设存在着资金缺口。金融危机的一个后遗症便是银行不再为此类项目提供融资。现在很少会有银行会为长期投资融资。即便交易对方建立了一笔交易并提供短期过桥基金作为支撑，银行仍是供应短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整个银行业风险偏好收窄的结果，也缘于全球监管机构对于这类资产实行更为严格的资本要求。

需求是巨大的。在金融危机爆发之际公布的一份报告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预测，到2030年全球基础设施资金需要50万亿美元。如何协调好这些创纪录的投资需求和传统财政领域明显的供应匮乏？

答案往往是求助于那些投资资金过剩的国家——中东地区和亚洲的主权财富基金，以及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养老基金。

这种做法一度颇见成效。数十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能够直接由政府处理用于为整个项目提供资金，减少复杂组建的需要。然而，事实表明，募集国外资金有时也会带来麻烦。由于能源集团和中国的潜在投资者之间的角力，位于英格兰西南部并由法国电力集团（EDF）运营的欣克利角核电站（Hinkley Point）扩展项目投资被搁置。

英国的钱哪里去了？到目前为止，英国法律综合投资管理公司（L&G）在这块领域投入得最多，为57亿英镑，包揽了一大批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项目，占其直接管理资产的接近10%。尽管它15亿英镑的计划雄心勃勃（目前还没有拉到必要的合作伙伴），但也不会竞争真正规模庞大的国家项目，而是将注意力放在3亿到5亿英镑的投资上。

对于10亿或者50多亿英镑的项目，单个的保险公司或者养老基金需要携手合作。有些人只需要协调这种努力。银行投资者们曾经这么做过，正如那些旧式的商业银行所做的那样。要么就是少数几个来自公共部门的个人来充当这一使命的先锋。英国最为雄心勃勃的计划——伦敦东西横贯铁路（Crossrail）——一直由伦敦的市长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牵头，也并非巧合，甚至连批评家也承认，对于推动首都伦敦的改变，约翰逊是一股不寻常的积极力量。

反对党工党提出的设置基础设施（规划）委员会（Infrastructure Commission）的计划听起来鼓舞人心。共党承诺出台一项对能源、防洪和交通领域的投资议程，这听起来比财政部下属的主要行政部门基础设施局(Infrastructure UK，简称IUK)更着眼于实质。

本周财务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公布的预算（Budget）给英国政府最后一次机会提高对英国基础设施投资紧迫性的重视。如果经营得当的话，对于投资者和那些渴望英国像现代中国那样便利互通的国家的人们来说，好处将是可观的。

关于作者：

帕特里克·詹金斯是于2014年1月1日起任英国《金融时报》财经主编和副总编辑，同时为Inside Business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