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4月20日发表专栏文章《危机边缘的希腊》，指出欧洲债权人一味地要求希腊实行极端的财政紧缩政策，只会造成希腊民众的强烈反击，而激进的左翼联盟政府上台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同时，他指出，在希腊基本实现收支盈余的情况下，合理地接受当选政府的要求，给希腊一点时间，局势的发展还是有希望的。以下是全文，供参考。

“你不觉得他们想让我们崩溃吗？”这是我在希腊短暂而密集的行程中不断听到的问题。对此，我的回答是，“他们”并不存在——实际上，希腊面临的债券人并不是一群强硬而难以和解的人； 他们也不是一群宁愿看到希腊违约并退出欧盟，也不愿左翼政府当选上台的人。谈判桌另一边的（即其他欧盟成员国）的人比很多希腊人预想的要善良得多。

不过，希腊人这样的思维方式是可以理解。回来后，我开始担心希腊和欧洲之间可能爆发地严峻危机——一个本可以维持的友好关系的断裂——这可能对未来局势产生长久而负面的影响。

事情的缘由是，2009年末，两个因素导致希腊陷入危机：负债累累；成本和物价上涨，致使国家缺乏竞争力。

对此，欧盟向希腊提供贷款，让其保持现金流。不过，条件是希腊必须采取极端的财政紧缩政策，包括削减支出和提高税收。若是美国实行这样的政策的话，每年有3万亿美元的收入。此外，还要消减工资——低到一个让人费解的程度——平均工资比工资最高时少少四分之一。

希腊如此巨大的付出本应带来经济复苏。但事实却是，对购买力的摧毁加剧了经济衰退，导致产生美国“30年代大萧条”级的灾难以及巨大的人道主义危机。4月18日，我走访了一家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得知医疗体系瓦解后一个个令人心碎的故事：因为付不起5欧元的门诊费，病人被医院拒之门外；诊所由于资金匮乏，经营不下去，看病的病人得不到必要的药品，诸若此类。

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噩梦。然而，希腊政府决心留在欧盟内，害怕债务违约和退出欧盟的后果；希腊选择年复一年留在这个体制内。最终，希腊人再也无法忍受。在债券人对财政紧缩的要求越来越严苛——到了会让希腊经济下跌8%，失业率上升至30%的程度——整个国家投票选出左翼激进联盟Syriza（而不是中左翼）上台执政。左翼激进联盟承诺改变希腊的状况。那么，希腊能避免退出欧盟的命运吗？

答案是肯定的。但Syriza的胜利让人觉得很讽刺，因为这出现在一个本来可能会出现可行的折中方案情况下。

关键是，希腊退出欧盟的代价极高，是毁灭性的，对其它欧洲国家也会带来巨大的政治和财政风险。这是欧盟极力避免的，如果存在一个折中适合的代替方案。这样的方案的确有，也应该有。

2014年末，希腊勉力维持了基本预算盈余（即，不含利息付款），税收收入大于支出。这是债券人合理要求的界限了，缘木求鱼太难。同时，如果能恢复一些稳定性，工资的下调让希腊人在世界市场人变得有竞争力——或将会使其具有竞争力。

因此，这场交易的形势也便明朗了：基本面上，希腊同意向债权人作出大笔的债务偿还，但支付数额不会无止境的增加，同时停止进一步紧缩财政政策。该交易为经济复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初期效果也许是缓慢的，但最终能带来一线希望。

然而，现在这个交易似乎不那么顺利。也许如债券人所言，新上台的希腊政府果真很难打交道。但是，当一个没有经验的政党接管一个声名狼藉的政府，你又能有多大的期待呢？更重要的是，债券人不断提出要求——大量缩减养老和公共就业开支——这是新选举的左翼政府根本不会同意的要求。相对而言，政府能做到的是增大税收执行力度的改革。正如我之前说的，希腊人通常把这些要求视为打垮其政府的行为，或是让希腊成为其他债务国的前车之鉴——若他们也无法成功地紧缩财政。

更糟糕的是，政治不稳定正影响税收收入，导致这来之不易的基本盈余蒸发。当然，在这方面保持耐心是合情合理的：当一个交易达成时，不稳定性将会减少，预算也会改善。但是，在不信任气氛四下蔓延的情况下，耐心是种稀缺品。

事态不一定要如此发展。确实，为了避免危机，需要债权人预付很大一笔资金——虽然马上会投入债务付款。但是，可以思考一下另一种方式。欧洲最不需要的就是紧张焦虑地发起另一场灾难，这次就是完全不必要的。

译者：王碧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