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利马、突尼斯和开罗的街头，你就会发现，资本主义不是产生恐怖主义的原因，而是治理恐怖主义的手段。图片来源：Edel Rodriguez
当美国反恐战争要进入新阶段时，美国如果不祭出一个关键却极少使用的杀招——主要的经济权力议程，那就会失去击败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和其他中东地区极端势力的最佳机会。现在，我们听到的都是空中打击和军事策略等——这些都是在面临恐怖威胁时指望派上用场的东西。
但是，如果应对或处理恐怖主义威胁的目标不只是如奥巴马总统所宣称的降低伊斯兰国“谋杀网络”（network of death）的能力，还主要是消除恐怖组织领导人招募成员的能力，那么，西方社会需要记住一点，经济机会是赢得支持者的唯一法宝——而支持者同样也能孕育恐怖组织。
30年前，拉丁美洲很多地方爆发骚乱。在1990年代，一个名称为“卢敏诺索”（Luminoso），即“光辉道路”（Shining Path）红色恐怖组织，控制了秘鲁的很多地区，其中包括经济学家索托的家乡。当时，索托是秘鲁总统的首席顾问。当时社会的主流观点认为，人们之所以发起叛乱，是由于拉丁美洲的贫困和比未充分就业工资，西方资本主义无法在拉美得到发展，以及拉美没有真正地理解市场经济的真谛。
然而，这种风行的观点后来证明是错的。秘鲁的改革让那些本土企业和农民拥有了自己的财富，并在一个全新的法律框架下享有借贷和签订各类合同的机会，从而他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2013年12月4日，突尼斯的大工会发起抗议，要求伊斯兰复兴运动党领导的政府下台。图片来源：路透社
在1980年至1993年间，在没有外来军队干预，也没有获得外来财政资助军队的情况下，秘鲁成为同恐怖组织作斗争的唯一赢家。 在接下来的20年，秘鲁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其他拉美国家的两倍；该国的中产阶层人数增长了四倍。
如今，如同在1980年代的秘鲁一样，我们都听到有关阿拉伯世界的国家经济和文化的悲观观点。不过，我们更为乐观多。如同“光辉道路”恐怖组织在秘鲁的遭遇一样，社会改革能击溃恐怖组织，因为改革能够提升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生活水平并获得支持者。
要实现这种策略，只需要多一点想像力，（从社会底层由下而上地注入）强大资本和政府领导组织，优化法律和增强法律和社会结构，让资本主义发展和壮大。去过利马、突尼斯和开罗的人都知道，资本不是问题所在，而是解决之道。
秘鲁应对恐怖威胁的策略，简单地概括如下：光辉道路，是一个由阿维马埃尔‧古兹曼‧雷诺索（Abimael Guzmán）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领导的恐怖组织，旨在推翻秘鲁政府。该组织最终在乡村地区吸引了一批绝望的，不相信秘鲁的社会精英的贫农。 古兹曼教授把自己打扮成因该国暴虐的资本家而长期萎靡不振的贫困阶层的救世主。
颠覆这种争论以及最终颠覆秘鲁政府应对方式的是该国的穷人并不是失业或未充分就业的工人或农民——这是当时普遍的观点。相反，大多数穷人是秘鲁“非正式”经济体之外的小企业主。他们的人数占到了秘鲁人口的62%，创造了34%的国民生产总值，而且他们所拥有的房地产价值总额达到了700亿美元。
这种对经济情况的新的视角实现了政治和司法的大改革。秘鲁减少或取消了75%的政府审批事项，设立监察人员和监管机制处理针对政府机构的投诉，同时也承认了大多数人的房产所有权。仅立法方面就让38万家企业得到了官方许可或合法登记；此举在1990到1994年间产生了50万个新就业岗位，政府税收收入有80亿美元。
秘鲁政府的社会改革让那些恐怖势力在城市里失去了坚定的支持者。不过，在乡村地区，恐怖势力仍然猖獗。到1990年，恐怖势力导致了3万农民死亡，-因为他们抵制参加大公社。根据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光辉道路”一度控制了秘鲁60%地区，在两年里开始掌握政权。
秘鲁军方知道，农民能帮助他们发现和打败恐怖组织。 可是，秘鲁政府拒绝与一些抵抗恐怖势力的农民自发组织的非正式抵抗组织结盟。在1991年，一直关注我们的工作的美国副总统丹·奎尔 （Dan Quayle）安排了与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的会面。 “您让我知道了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布什说道。他接受了我们的理念。
秘鲁皮萨克镇的周日市场。 秘鲁的改革让那些企业和农民有权拥有合法的企业及其他财产；而且在全新的法律框架下，他们管理自己企业和财产的能力不断提高。
这次会晤实现了与美国签订了一份协议：鼓励帮助秘鲁军队提高打击“光辉道路”的作战能力，美国支持秘鲁的经济改革，瓦解恐怖势力理念。秘鲁很快地组建了一支庞大的由各个阶层组成的自愿军——规模是政府军的四倍——在短期内赢得了反恐战争。在秘鲁共产党彼时发布的一份文件中，古兹曼写道：“我们是被藤森和美帝国主义精心策划和实施的策略所打败。”
回顾以往，秘鲁的反恐斗争过程的关键是我们成功地说服了美国领导人和决策者以及联合国关键人物，们让他们看到了秘鲁农村地区的差异：秘鲁农村地区不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滋生地，而是充满了新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 这些新的理念让我们在与恐怖主义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而对此，我相信，在中东、北非地区也能如此。阿拉伯世界的非正式经济囊括了伊斯兰国大部分的潜在招募者——而他们的去向，就是该地区的发展方向。
众所周知，“阿拉伯之春”运动是2011年在26岁的突尼斯商人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自焚后所引发的一场大范围的社会运动。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布瓦吉吉”为何自焚，或什么使得在60天内，至少有超过63名男人或妇女分别在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也门、沙特阿拉伯和埃及自焚，从而导致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最终推翻了四个国家的当权政府，让整个伊斯兰世界如今陷于动荡之中。
要理解其中原因，我所在的机构与突尼斯最大的商业机构优体卡（ Utica）合作开展研究，成立一个由30名阿拉伯和秘鲁学者组成的团队——遍布阿拉伯世界和秘鲁地区。通过两年的研究，我们访问了被害人的家庭成员和朋友以及其他自焚事件中的生还者。
我们发现，那些自焚者之所以自焚，他们的动机不像我们先前所讨论的那样：为了他们所主张的宗教或政治权利，或是为了提高他们群体的工资收入。布瓦吉吉与其他自焚的人都是非法小企业主：建筑商、合同工、放牧人、小商贩等。他们用他们的生命为代价， 不是为了宣扬宗教或政治主张。大多数自焚事件中的幸存者 在采访中都同意我们所提到的“经济专营制”。他们的最高目标，就是 “ras el mel” (阿拉伯语中类似于 “资本”的词)，而他们的绝望和愤怒来源于专制政府剥夺了他们的微薄资本。
作为小企业主的布瓦吉吉的困境是阿拉伯世界千百万人所面临绝望的困境。 这位自焚的突尼斯人并不是一位纯粹意义上的无产者，而是一位从12岁开始当小贩的小商人。在他19岁那年，布瓦吉吉在当地市场拥有了自己的小书店；从他26岁起，布瓦吉吉从贩卖从多个不同的小摊和市场里采购来的水果与蔬菜。
布瓦吉吉的母亲告诉研究团队成员，布瓦吉吉正准备成立自己的企业，梦想着买一辆皮卡，将东西卖给其他的零售店，以扩大自己的生意。但是，购买皮卡车需要贷款，需要担保——而他的资产没有合法记录或是正当途径，他没有资格申请贷款。
与此同时，政府监管人员加剧了布瓦吉吉处境的艰难，迫使他行贿，原因是他无法提供（根据规定）根本就申请不到的执照。在他自焚的那天，市场监管人员没收了他的货物和电子秤。这引发了冲突。一位女监管员打了布瓦吉吉一巴掌。据称，这个屈辱——外加上没收的价值225美元的货物——终于导致这个年轻人自尽行为。
突尼斯任人唯亲的制度原本应当在每一个关键节点提供官方保护，非但没有保护布瓦吉吉，反而毁了他。他不可能赚到钱，或是偿还用于购买没收的货物的贷款。他身无分文，梦想的皮卡车也永远买 不了了。由于他没有合法经营执照，他不能摆摊设点了。他自焚了——穿着西式运动鞋、牛仔裤，夹克内还空着一件T恤衫，要求在一个合法市场里要求有工作权利。
我问布瓦吉吉的兄弟萨勒姆（Salem），他去世的兄弟留下了什么遗产？“当然有，”萨勒姆回答道。“他相信穷人有权买卖。”毕业于大学信息技术专业的莫赫迪-伯里（ Mehdi Bell） 现在突尼斯一家市场里经商。他告诉我们： “我们都是穆罕默德-布瓦吉吉。”
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走上街头的人只是希望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里有立足之地。 但是，数百万人却因法律规定不能如愿，对此，当地政府官员还是西方精英分子常常无视。 由于缺乏发展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法律制度，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只能象经济难民一样，穷困潦倒。
为了生存，他们出没在街头巷尾，构成了“地下经济”。 不幸的是， 这个领域一直被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发展专家所轻视，历为他们宁愿提供一些他们认为的慈善项目，如向蚊帐和营养品。
不过，政府制订者们忘记了他们真正的使命： 如果中东、北非地区的民众不能在法律规则内参与游戏——这与他们的英雄主义和牺牲观无关，他们就无法抵抗到恐怖主义的引诱，而且其中极端绝望的一部分人或许会接受圣战组织的招募。
西方专家或许看不到阿拉伯世界经济状况现实，不过，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阿拉伯世界——正如我花了大量时间才理解到这一点。2013年，在阿拉伯地区会议上，我将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告诉了商界领袖、公共官员和新闻媒体，演示了数百万象布瓦吉吉一样非法小企业主是如何影响到国家的经济的。
例如， 埃及的新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西（Abdel Fattah Al Sisi）就要求我们为研究埃及而增加人员。我们发现，埃及的社会底层贫困人群从地下经济中获得的收入几乎等同于他们的合法薪资收入。 在2013年，埃及工薪阶层的总人数约为2400万；他们的薪水年度总收入为210亿美元，但同时获得约3600亿美元的“死亡”资本（dead capital）——这就是说， 埃及的资本运行的效率不是太高，原因是这部分经济处在灰色的阴影当中，不为法律所承认。
从某种角度来看，2014年度埃及地下经济的总量 将会是西方社会在2014年向埃及提供财政、军事和发展援助总额的100多倍，同时也是从200年拿破仑入侵后海外直接投资的8倍多。
因此， 阿拉伯各国能有法律，允许将资产抵押，或是变成资本，用于投资或储蓄。不过，这种流程不能过于机械而复杂，尤其是对那些教育程度低下、没有社会背景的普通小摊小贩而言。对阿拉伯各国的穷人来说，可能需要花费多年时间让他们实现如合法拥有房产等简单事项。
最近一次突尼斯召开的会议上，我告诉对领导人说道： “你们的司法基础拒绝穷人参与其中。”
“我们不需要你告诉我们这些，”一位商人说道。 “我们一直在为小企业主服务。你倡导的是那些寺庙里小摊小贩的利益；我们重视的是正规商人的利益。”
许多阿拉伯商人团队热衷于司法改革的新时代。2009年，在开罗引发广泛议论的发言中， 奥巴马总统提到美国坚信“法治和司法平等公正”议题。 不过，美国仍然不理解阿拉伯国家的法治和宪政改革。直到今天，如果美国犹豫不决，那么发达国家也会如此。
1992年4月27日，秘鲁胡安塔地区的自卫武装庆祝藤森总统组建的武装与“光辉道路”叛乱分子作战。在此后的20年里， 秘鲁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是其他拉美国家的两倍。来源：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美国政府应当鼓励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他们不仅要抵抗极端的圣战组织，还要要关注布瓦吉吉群体的呼声——他们为了抗议剥夺他们微薄资产而拼命。 布瓦吉吉们并不是这个地区的边缘化人物，他们应当成为主角。
经常出现的情况是，西方人在考虑世界上的穷人时，总是对他们的现实生活视而不见。在中东和北非地区，无数有抱负的小企业主在尽力寻求一切发展机会，反对成见，挤入中产阶层。 诚然，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的人们有着不同的信仰；那些有抱负的企业都关注那些言过其实的“文化差异”，经常会导致理性的不作为。
从中国到秘鲁，再到波茨瓦纳，这些国家在近年来都证明，只要有现代的资本与产权的法律制度，穷人们都能在短期内适应。办要有开始就可以了。我们必须牢记一点，从历史发展来看，资本主义都是由曾经的贫穷的人创造出来的。
我能用第一手资料告诉大家，那些恐怖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与招募来的人截然不同。我在秘鲁遇到过的极端领导人通常是杀人无数、冷血无情、善于策划周密的计划、身怀野心要夺取政权或控制政权。大多数的同情者和潜在的受招募者却曾是合法经济机构的人员，能改善他们自己或其家人的生活。
因此，应对恐怖主义暴力的最佳对策就是让那些恐怖组织领导人的宣传与鼓动工作失效。
关于作者：
HERNANDO DE SOTO是位于秘鲁利马的自由和民主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Liberty and Democracy）的创立者。 他著有《神秘的资本》（The Mystery of Capital）的作者，同时也主持了《阿拉伯之春的不一样主角》（Unlikely Heroes of the Arab Spring）纪录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