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2月5日发表专栏文章《警惕以长远问题为幌子回避现实问题》，批评美国国内的一些保守人士以逃避的姿态面对当前的问题，只是一谓地强调长远问题。以下是全文，供参考。

奥巴马总统在2月2日呼吁大幅增加开支，扭转过去几年实行的严厉削减的政策。他的诉求并不会完全实现，但这起码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还有，这也标志着政治话语开始向受欢迎的方向转移。或许，美国政坛正开始试着克服其思维狭窄、不负责任地沉溺于长期问题的做法，最终直面人民的短期满足感这样的棘手问题。

好了，在此我并非油腔滑调地吸引眼球，而是在相当认真地讨论问题。人们常说决策者存在的问题是他们过于注重下届大选，以至于总是寻找短期权宜之计而忽视长期发展问题。不过，过去5年里，经济政策与经济话语中的情况却刚刚相反。

想想看：面对大规模失业以及失业引起的巨大浪费，华盛顿精英们多年来的所有精力不是放在经济复苏上，而是致力于鲍尔斯-辛普森主义（Bowles-Simpsonism ）——设计“一揽子协议”，解决数十年后支付社会保险与医疗保险的所谓紧迫问题。

这种奇异的长远主义（即沉溺于远期问题而回避现实）并不仅仅是一种美国现象。只要试图讨论欧洲紧缩政策造成的损害，你就非常可能遇到这样的说教，即真正需要讨论的是长远的结构改革。试着谈谈日本如何努力打破数十年通货紧缩陷阱，你肯定会遇到这样的观点，即货币及财政政策只是次要问题，重要的是放松管制和其它结构变化。

我是不是在说长远问题并不重要？当然不是，但有些形式的长远主义本身就没有任何意义。想想“福利改革”是紧迫的首要问题这种说法。没错，许多预测显示，未来我们的主要社会保险计划将面临财政困难（但医疗费用增长的大幅放缓甚至让这种说法难以成立）。如果这样，在某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削减福利。不过，难道通过锁定削减未来福利计划来应对未来福利削减就真的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吗？

不管怎么说，即使长远问题是真实存在的，这些问题最近几年如此频繁地占据政治中心舞台却令人真的感到奇怪。毕竟，我们仍在90年一遇金融危机之后的日子中苦渡。美国似乎最终进入经济复苏之中——但鲍尔斯-辛普森主义影响最大时正值美国经济仍然在严重衰退中挣扎之时。欧洲几乎根本没有实现复苏，绝大多数证据表明，财政紧缩政策是当前灾难的主要原因。既然如此，为何急急忙忙地将政治话题改为结构改革？我以为，原因是智力偷懒以及缺乏道德勇气。

先说说偷懒：许多人都知道约翰·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有关长远的论述，但几乎没有人知道这种论述的背景。实际上，他是这样说的：“不过，这种长远对当前事务来说是一种误导。长远地看，我们大家都要死亡。如果经济学家在暴风雨袭来时只会告诉我们，暴风雨过去之后海洋又会恢复平静，那么他们为自己设定的任务就过于简单，一点用处都没有。”的确如此。太多太多的情况是，至少在我看来，坚称财政紧缩与经济刺激无关紧要的人士实际上是不想深入思考经济灾难的性质，而这种灾难已经降临到世界许多地区。

同时，他们还在避免一种将让自己受到攻击的立场。讨论近期财政及货币政策在政治上充满火药味。反对财政紧缩，支持货币扩张，你就会受到右派的斥责；采取相反的立场，你又会受到左翼批评，甚至嘲笑。我理解搁置所有辩论转而宣称真正重要的是长远问题为什么具有如此大的诱惑力。但是，尽管喜欢这样说的人喜欢装出勇敢与负责人的样子，实际上他们是在避艰难问题——也就是说他们是懦弱而不负责任的。

我们再来谈谈奥巴马总统的新预算。

不用说，奥巴马先生的提案跟他所做的所有事情一样，都会受到共和党人的攻击。然而，他肯定也会面临自称中间派人士的批评，他们会指责总统放弃抗击长期预算赤字的努力。

因此，重要的是要知道到底是谁真正地不负责任。在当今的经济与政治环境下，沉溺于长远问题就是一种逃避，一种躲闪，就是避免出头负责的选择。看到奥巴马愿意与痴迷于长远者决裂转而将重点放在当下的种种迹象，真让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