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称“全球经济的仪表板上再次亮起了警示红灯”。虽然这个“红灯”不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那般刺眼，但是，卡梅伦政府一向推崇的财政紧缩政策所造成的麻烦在日本和欧元区尤其明显。这些经济滞涨的高收入经济体已成为世界经济中最薄弱的环节。要理解其中原因，还需分析如今最重大的经济疾病：慢性需求不足综合症（chronic demand deficiency syndrome）。

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Jack Lew）前往澳大利亚G20峰会时途经西雅图发表演讲。他对如今经济态势做了一番发人深省的概述。他指出，现在世界经济发展还远未实现2009年G20匹兹堡峰会承诺的“强有力、可持续、平衡”的目标。 

他表示 ，全球经济复苏之路很“不平衡，有各自明显不同的轨迹。”。“2012年第一季度，美国内需超越了经济危机前的水平，而现在已经比危机前高出6%。日本和英国的内需状况也都超出了2%。”他还说道，“但欧元区的内需还未能走出危机时的低潮，仍低危机前水平逾4%。” 

卢没说到的是，尽管施行了史上最大力度货币政策，经济表现依然疲软——美国花了六年把内需提升6%，就整个历史水平来说，实在少得可怜。自2008年底以来，美联储、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的官方干预率并未远远高于零。欧洲央行于2011年努力将利率提升至1以上，但随后便屈服，拉低到接近0。日本央行接近零的利率已保持了20年。 

然而，这些还远远不够。所有央行也大幅增加了其资产负债表。美国和英国的资产负债表扩张情况已得到稳定。在欧元区，2012年以来的紧缩正在逆转，而日本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对GDP的比率达到了惊人的80％，数据还在上升。 

我们该如何解释在欧元区和日本需求疲软的现象？只有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才有希望对症下药。有三组基本解释。 

第一种解释认为许多人在后危机时代下依然债台高筑；经济危机之下，财政体系顷刻土崩瓦解的历史也削弱了人们的消费信心。如今当局的应对措施包括清理资产负债表，推进资金注入进入银行体系，通过压力测试的支持，让公众相信金融系统已重拾信誉。另外，还应加上财政和货币对需求的支持。这么做应该能迅速恢复增长。 

第二种解释否认前一种说法，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需求无以为继，其原因在于太依赖公私债务的巨额累积量——而公债是与房地产泡沫相联系的。日本私人债务的积累在1990年以后遭遇了这样的后泡沫逆转；美国、英国及西班牙是2008年之后。这其中的含义是，经济遭受不只是从危机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以及无法产生金融危机前那般规模的信贷驱动需求。危爆发之前需求不可持续性状况的背后是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失衡，转移收入分配和结构薄弱的投资。体现的一个症状是，日本和欧元区的私人企业保持着长期的财政盈余（收入超过支出）。 

第三种解释认为，由于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一些资源结构的重组，生产力发展放缓，投资资金也不足，造成了潜在发展力下降。这种说法直接支撑第二种解释。如果潜在的供应增长将放缓，消费和投资将变得疲软。这将造成需求上升势头不足。如果各大央行要对付这种状况，结果往往是泡沫经济。如果它们接受这种现状，供给增长乏力将变成一个自我证实的预言。 

这些高收入的经济体在不同程度上遭受了上述的所有三种经济疾病：美国程度较轻，日本和欧元区较严重。即便是经济增长高得多、充满活力的中国——即便它还未遭受经济危机的重创——也难逃脱第二、第三种经济疾病。因为中国的潜在增长正在减速，因此，其近年来的增长是由债务不可持续的快速积累和投资的不可持续的高利率驱动的。

经济政策力度虽极大，但仍无法挽回颓势的原因在于：这些经济体已病入骨髓。这不仅关乎供给疲软，还与债台高悬和财政危机带来的恐慌有关。每个经济体都有各自不同的经济综合症。 

英国是更具创新性的的经济体，人口从统计学上更具活力，私人储蓄率较低，因此逃离这场危机，回归正常经济政策的几率会比欧元区和日本更高。同样，中国的经济发展有赶超的潜力，此时应该对经济做一番管理调整。但欧元区和日本要恢复健康增长，它们面临远远更大的挑战：因为其私营企业无法动用储蓄金。这使它们面临与以往不同的政策选择——可能甚至比它们之前尝试过的更为不同。而走得太远的结果可能具有政治毁灭性，尤其是在欧元区。

译者：海船果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