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不调整贸易和赤字开支政策，美国发展将停滞倒退，而中国则将迈步向前。

表面上，这是美国最好的时代，却是中国最坏的时代。华盛顿处于世界强国的巅峰，北京却笼罩在工业污染和西方的失败农业项目所导致的尘暴之中。

然而，表象之下的情况却全然不同。我们选出的民意代表是特权阶层的后代，他们企图从公职中牟取利益，却缺乏对美国未来有坚定的信念；中国领导人的祖辈经历了当年的动荡，决心扫除200年来西方带给中国的耻辱。简言之，中国领导人更加坚决，心怀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让中国位列世界之首。

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左右，中国此前遭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残酷内战的摧残；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有3000万人因饥饿和迫害丧命。当年，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腹背受敌，被俄罗斯、印度、越南和美国包围。

另一方面，我们美国却是二战中唯一一个未遭战火的强国；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的技术，生产各类消费品，种植各种农作物，向全世界出口工业产品。

20世纪70年代是中美两国关系的重要转折点。毛泽东与大洋彼岸的敌人美国恢复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以此打破了对中国的封锁。他去世后，邓小平进一步改变了过去自给自足的政策，打开国门，学习并引进西方技术。

美国从日本、台湾和韩国进口劳动力成本低的产品。这些国家实行重商主义，即最大限度地扩大出口并限制进口，全然不顾贸易互惠原则。美国的重工业遭到重创，导致铁锈地带（the Rust Belt）的大批工人失业。进口自亚洲的商品击垮了美国的电子制造业。其他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外包挖空了我们的整个工业基础。

20世纪90年代，美国企业曾天真地以为只要用技术转移作为代价，就能借此打入中国的消费者市场并从中获利，在短短20年间就把美国200年的工业发展成果拱手送给中国。

中国则采取重商主义政策，利用新获得的技术、低成本的劳动力以及美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将产品销售给美国消费者，使得美国先前未受摧毁的产业降级。中国由对美国实现了收支盈余，用流入的大量美元购买美国国债，助长了漏洞百出的美国财政政策。

在2008年，持有数万亿美元的中国意外地发现，美国无力管理金融体系，中国的外汇储备存在违约的风险。

中国曾阻止国内通用货币（人民币）兑换外汇，所有的国际贸易均用美元结算。中国决心减少美元的风险，使人民币成为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并最终取代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他们向国外实体开放人民币金融体系，并与拉丁美洲、东南亚、日本、韩国、俄罗斯、印度等地的商业伙伴以及石油生产商达成协议，以人民币为单位结算贸易差额，从而降低美元的作用。

美国和中国的国际地位正不知不觉地发生最深刻的变化，而世界银行2014年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因为德中双方贸易联系日益紧密，拥有巨额国际收支盈余的德国已将其政策由美国倾斜至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决心不再让美国孤立中国，组织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竞争。尽管受到美方施压，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近期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了该机构。

过去全球经济实力发生结构性转换会导致了政治衰退。与此同时，中国成功使5亿人口脱贫，但美国的中产阶级却停滞不前。在大规模的国内信贷和巨额的外汇逆差下，没有哪个国家能长久发展。我们两个问题都存在，而且相互交织，错综复杂。

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单个因素就是大量外汇顺差，这将使美元更坚挺，也能新增高薪的制造业岗位，增加税收收入。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罗斯•佩罗（Ross Perot）、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和安迪•格鲁夫(Andy Grove)三位商业传奇人物分别对美国的自由贸易政策表示反对，并提出了替代性政策。如果政治精英们不改变贸易和财政赤字政策，那美国将继续走向衰落，而中国将会持续兴盛。

关于作者：

查理·W·坎布尔是海湾石油公司（Gulf Oil Corp.）的前高级副总裁，目前居住于纽约市的伍德斯托克小镇（Woodstock）。

译者：席芊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