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2月23日发表专栏文章《知识不是力量》，指出现在美国的贫富不均问题的根源在于权力不均，企业的利润并没有让雇员受益，而是大量地流入到企业领导层和华尔街。因此，知识与技能并不能富裕的力量。以下是全文，供参考。

经常看我文章的人就知道，有时我会嘲笑那些“一本正经的人”:那些政客和专家总是很庄严地重复着听上去很理智和现实的陈旧思想。不过，问题是听上去很严肃与真的严肃完全是两码事，有些表面理智的立场实际上只是躲避真正难题的方法而已。

当然，近几年来的一个主要例子就是鲍尔斯-辛普森主义（Bowles-Simpsonism）——他们将精英讨论的重心从现在的高失业率困境转移到如何支付几十年后的社保项目这个所谓的关键问题上。我很高兴地说，这种偏执正在减退。但是，我感觉到又有一种包裹着严肃思考外衣，实则是逃避问题的观点

正在上升。这次是他们逃避问题的方法是将我们对国家贫富差距问题的探讨转移到对所谓教育问题的讨论。

说这是一种逃避行为，是因为无论严肃人士们是否愿意相信，日益严重的社会贫富差距与教育无关，这与权力有关。

先澄清一下：我赞成人们接受良好教育。教育是我的良师益友。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接受教育且负担得起。不过，我不断看到的是人们坚持认为疲软的就业机会、不见涨的薪金和扩大的贫富不均的根源是教育的失败。这个观点听上去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但实际上与事实不符，更不用说，它其实是一种隐藏真实不可避免的党派辩论的手段。

认为教育是美国问题的核心的人是这样论证的：我们处在在一个科技发生史无前例变化的时代，大量美国工人缺乏新时代的技能。这种“技能鸿沟”阻碍了经济发展，原因是企业找不到需要的工人。这种“技能鸿沟”制造了贫富差距，因为拥有新技能工人的工资在上涨，而缺乏技能的工人的工资没有增长甚至可能还会下跌。因此，我们需要的是更多更好的教育。

我想，大家肯定多次听过类似的观点：在日早晨的电视采访中，或是在商业领袖（如摩根大通的CEO杰米·戴蒙）的观点文章中，抑或是在布鲁金斯研究所温和派的汉密尔顿项目的“框架文件”（framing papers）中。这种观点四处传播，很多人认为它毫无疑问是对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技术变化真有如此之迅速吗？“我们需要会飞汽车，但我们只得到了140个字，”风险投资者彼得·蒂尔说道。生产力在1995年后曾有短暂的飞速提高，但现在似乎突然减速了。

其次，没有证据表明技能鸿沟抑制了就业。毕竟，如果企业急需拥有某种技能的工人，他们理应通过提供更高的工资吸引工人。那么，这些能赚大钱的职业在哪儿呢？这些例子随处可见。很有意思的是，近来工资上涨最大的群体中有一些是技术型体力劳动者，如缝纫工和锅炉工，因为有些制造业回流美国。那种认为美国普遍需求高级技术工人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最后，虽然教育导致贫富不均的观点曾经似乎很有道理，但长久以来就与现实不符了。“拥有最高技能和最高工资人群的工资还在稳步增长”汉密尔顿项目的文章说。实际上，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受过高等教育美国人的收入已没有增长了。

那到底怎么回事呢？作为国民收入一部分的公司利润猛增，而投资回报率却没有上涨的迹象。这怎么可能？如果上涨的利润反映的是垄断力量而不是投资回报，你就会看到这样的情形。

对于工资与薪金来说，与大学学历无关——所有巨额的收益都进入了一小部分处于公司或金融业上层战略地位的人的口袋。日益扩大的贫富不均与谁拥有知识无关，而是与谁拥有权力有关。

现在，我们要努力纠正这种权力不平等现象。我们可以对大集团和富人征更高的税，给帮助工薪家庭的项目注资。我们可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帮助工人组织起来。真正认真地想办法让美国贫富差距缩小，这并不难。

不过，有鉴于现在美国的多数派政党正坚定地要推进相反的政策，提出上述措施似乎让人感觉有党派化之嫌。因此，还是把整件事看作是教育问题吧。法这，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大多数人的逃避是一种非常不严肃的幻想。

译者：琼琼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