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2月9日发表专栏文章《无人了解债务问题》，指出大部分的经济学者都没有清晰地认清全球债务的本质，而提出的紧缩政策只会让情况更加恶劣。以下是全文，供参考。

包括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在内的很多经济学家基本上将2008年之后的全球经济危机视为一个有关“去杠杆化”的事件——世界各地的债务人几乎都在不约而同地想要减少负债。为什么去杠杆化是一个难题？因为我的消费是你的收入，而你的消费则是我的收入，所以，如果每个人都同时削减开支，那么全世界的收入都会降低。

或者，如耶伦在2009年所说的那样：“谨慎小心可能会对个人和公司有利，对于经济回归常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尽管如此，这却会放大整体经济的所处的窘境。”

那么，我们在促使经济回归“常态”方面实现了多少进展呢？一点也没有。你看，政策制订者们将他们的行为建立在对债务的错误观念之上；他们试图减少困难，但实际上却让情况变得更糟。

首先，一些事实是，麦肯锡全球研究院（the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发布了一份题为《债务与(微量)去杠杆化》（Debt and (Not Much) Deleveraging）的报告。该报告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降低了总债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率。在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家庭债务有所下降。但在其他一皯国家，却呈上升趋势，即使在那些私人债务大幅去杠杆的国家，政府债务的上升幅度也高于私人债务的下降幅度。

或许，有人认为我们没能降低负债率，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努力——家庭与政府还没有尽力勒紧裤腰带。而世界需要的做的就是更多的紧缩政策。不过，事实上，我们的紧缩已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指出，发达国家政府除去利息支付外的实际支出都已减少——一些陷入困境的南欧负债国家大幅缩减政府开支，而在德国和美国这样能以史上最低利率借贷的国家，其政府开支也有所下降。

然而，所有的这些紧缩政策只是让情况变得更糟——这并不让人意外，因为让所有人都勒紧裤腰带的要求都是由于对债务在经济中所扮演角色的误解造成的。

每当有人提出“停止从我们孩子那里偷钱”的反赤字标语时，就能看出是这种误解在作怪。如果你不好好想想话，这听起来没错：举债的家庭往往让自己变得更穷，那么，对于整个国家的负债的话，难道不也是这样吗？

错，情况并非如此。负债的家庭是欠别人钱；但是全世界经济则是欠自己钱。一国确实可以向其他国家借钱，但美国其实自2008年以来对外借款数量较之前减少了，而对于世界其它地区来讲，欧洲是一个净贷出地区。

由于债务是我们自己欠自己的钱，因此，它并不会直接让经济体变得更穷（还债也不会让我们更有钱）。的确，债务会威胁到金融稳定，但是如果减债最终会造成通货紧缩、经济萧条，这一情况并不会好转。

这将我们带回到当前的问题上来，因为去杠杆化的全面失败与欧洲政治危机之间有着直接联系。

欧洲的领导人一致认为，经济危机是由开支过度以及因此而入不敷出的国家引发的。因此，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坚称，下一步必须重返节省开支。她宣称，欧洲应仿效以节俭闻名的斯瓦比亚主妇。

这是对渐行渐近的灾难开出的一剂药方。欧洲的债务国的确需要勒紧裤腰带，但是他们被迫接受的紧缩政策却极其严苛。与此同时，德国以及其他核心经济体本应增加开支以抵消周边国家的紧缩影响，但它们却也缩减了开支。结果就是，创造了一个不可能使负债率降低的环境：实际增长变得慢如蜗牛，通货膨胀下降到几乎为零，在状况最糟的国家，发生了全面通缩。

在极长时间里，受苦的选民们一直对这一政策灾难保持忍耐，他们相信精英们的承诺，即很快就能看到付出会有所回报。但是，随着问题持续不止，看不到进展，不可避免地会变得激进。任何对希腊左派胜利或西班牙反建制势力抬头感到意外的人都没有认真看问题。

尽管博彩业给出的高赔率，认为希腊会退出欧元区，但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许损失也会到此为止，但我不相信——希腊退出欧元区很有可能会威胁到整个欧元货币计划。如果欧元真的失败了，它的墓志铭应该是：“死于不当类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