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11月3日发表专栏文章《企业VS经济学》，指出商业领袖的成功并不代表其能为制订国家的财政政策作出有益的贡献。以下是全文，供参考。

近来，日本中央银行日本银行一直在尽力结束困扰日本经济长达近20年的通货紧缩状况。首先，它大量印发货币，更重要的是让投资商相信，它会一直印发货币，直到通货膨胀率达到2%。这种努力进展得似乎很顺利，但最近经济势头不容乐观。上周，日本央行宣布了一项新的，更为积极的货币政策。

如你所料，我无论如何都会极力支持这一举动，尽管日本的此项财政政策会因其财政失误而不可避免地失败（待后详述）。虽然日本银行做出了正确的决策，但内部意见却大不统一。实际上，新的刺激政策只得到银行委员会九名成员中的五名支持，与企业关系最为密切的委员对此投反对票。为此，我将这篇专栏的主题定为：商业领袖的经济学智慧，或者商业领袖经济学智慧的缺失。

与我此前交谈过的一些人认为，众多日本商界领袖反对日本央行的行为表明，这种举动是错误的。他们的这种说法反映出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中人们的共同情感：要修复疲软的经济，就应该求助于商业成功人士，例如大公司的老板、企业家及富有的投资商。毕竟，他们的成功不就是意味着他们懂得经济如何运行吗？

事实并非如此。商界领袖经常给出特别错误的政策建议，尤其是在艰难时刻。我认为，了解其中的原因是非常重要的。

先说说坏的建议：富有的理财管理人曾警告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美联储促进经济增长的努力存在“货币贬值”的风险；许多企业老总曾正儿八经地宣布，预算赤字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危险，解决债务问题会促进经济大幅增长。在日本，商业领袖对制订错误财政政策方面起了重大作用，这些财政政策失误阻碍了最近的政策取得成功，鼓励增税造成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出现停顿，而2015年的二次增税的错误可能更为严重。

另一方面，过去几年复证明，那些从来没有见过工资单，却非常了解经济理论与经济历史的决策者往往得到人们的拥护。在大学教授们——本·伯南克，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和金默文（Mervyn King）——的领导下，美联储和英国银行成功地走出了三代一遇的经济危机。除了其它素质，这些人首先得有坚定的勇气，敢于无视企业精英停止印发货币的要求。在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其一生大多从事学术研究及公共服务）的领导下，欧洲央行从倒闭的边缘挽救了欧元。

显然，有些商业领袖有分析经济的权利，而许多学者的分析却是错误的（别让我说这些）。但是，商业上的成功似乎并不能带来任何特别的经济政策方面的意见。为什么呢？

借用我多年前发表的一篇论文的标题，答案就是“国家并非公司”。即使是小国，在制订国家经济政策时都需要考虑各种反馈意见，这些反馈意见与商业圈几乎是不挂钩的。例如，即使最大的公司也只销售给自己的工人们很小一部分自产产品，而再小的国家也为国民提供自己生产的绝大部分商品和服务。

因此，试想一下，如果一名成功的企业家研究陷入困境的经济体并试图使用商业经验解决问题时，会发生什么。他或者她（尽管女性很少）会将陷入困境的经济体视为一家陷入困境的公司，需要削减成本，恢复竞争力。为创造就业，商人认为必须削减工资，减少开销。总的来说，就是要勒紧裤腰带。毫无疑问，赤字开支或印发更多货币这些玩意儿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然而，在现实中，衰退的经济体减少工资与开销只会加剧问题——导致需求不足。相反，赤字性消费和积极印发货币却很有效果。

但怎么能将这种逻辑推荐给商业领袖，尤其是当这种逻辑来自知识分子？也许，世界经济的命运就取决于这个答案。

在日本，如果传统的审慎观念占了上风，反通货紧缩的斗争就极可能失败。但是，能否出现一反常态的战胜商业领袖的直觉呢？拭目以待吧。

译者：黄星源